陸益龍:後鄉土性:理解鄉村社會變遷的一個理論框架(2)

鄉土社會理論高度凝練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與文化的經驗事實,為理解鄉村社會結構及鄉土文化功能提供了一個重要框架,讓我們可以把較多的鄉村社會現象和問題置於這個框架之中來加以分析和認識。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和現實是,在現代化大潮中,鄉村社會已經並正在發生著劇烈的社會變遷,鄉土社會理論只有更新,才能更準確概括和解釋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及其特征。


2.內卷化與過密化


對現代化和市場化沖擊下的小農及其農業生產的特點,吉爾茲(C.Geertz)將印度尼西亞的小農生產概括為“內卷化”(involution)。小農生產的內卷化傾向及特征主要有兩種基本表現:一是小農家庭對小農生產的依賴,即小農經營方式已內卷為鄉村社會的構成;二是小農生產的邊際收益的滯脹,即小農家庭的生產經營狀況受制於傳統鄉村社會與文化因素,難以取得突破性的變遷。④

中國的小農在現代化過程中,又有怎樣的變遷與特點呢?黃宗智認為,吉爾茲對印尼小農所作的“內卷化”概括,也能反映中國小農家庭及鄉村社會變遷的特征。在對長江三角洲鄉村社會變遷史的研究中,黃宗智用“過密化”理論解釋了小農家庭與鄉村社會變遷的規律和特征。⑤所謂“過密化”,是指在人地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小農家庭的生產面臨著勞動力日均邊際收入水平遞減的現象與問題。對小農家庭來說,由於耕地規模是有限的,所以隨著家庭人口的增長,即便農業總產量會緩慢增長,而家庭人均邊際收入水平的增長是非常緩慢的,甚至可能是負增長。小農生產的“過密化”問題使得傳統鄉村社會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即小農經濟總量可能在增長,但鄉村社會未能得到真正發展。

無論是“內卷化”還是“過密化”理論,都對鄉村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特點作了高度的概括,為理解小農家庭的經濟活動與鄉村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提供了一種視角。但是,這一理論視角有著濃厚的結構決定論色彩,將傳統鄉村社會變遷與發展的滯後性歸結於社會文化結構和人地關系結構,那麽對鄉村變遷中的差異性就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

如果從波蘭尼(K.Polanyi)的“嵌入性”(embeddedness)角度來看小農生產的“內卷化”現象,⑥或許還可理解傳統小農生產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差別,而把小農生產的發展困境歸結為人地矛盾導致的“過密化”問題,這並不足以準確揭示中國傳統小農家庭與鄉村社會在現代化大潮中的境況和問題。農民堅守著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農業生產,並承受著較低收入的生活壓力,這樣生存形態並不意味著小農毫無進步和發展,而且緊張的人地關系只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一,而非決定性或關鍵性原因,因為農民也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動性來破解人地矛盾的結構困境,而小農生產之所以維續著、變遷著,那主要是因為小農生產並非孤立的,而是嵌入於鄉村社會與文化之中,隨鄉村社會存在而存在、隨其變遷而變遷。


3.底層社會


如今,在社會快速轉型與發展的過程之中,鄉村社會常被視為底層社會,即由社會底層群體構成。如李強關於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倒丁字形”理論,⑦根據國際職業指數(ISEI),將農民職業視作社會底層職業,因為按照這一職業分數(23分),排在現代社會職業系統的底層位置。在中國,農民群體的規模依然很大,因而他們構成了倒“丁”字中的一橫,也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底層大眾。

還有學者從歷史的、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將鄉村社會視為底層社會。裴宜理認為,由農民構成底層社會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了底層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現實。⑧斯科特(J.Scott)將東南亞小農視為遵循“生存倫理”和“安全第一”原則的“弱者”群體,或者說是“無權群體”,他們的生存與反抗形態,其實並非像一些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研究所描繪的那樣,而是有著他們平常的“弱者的武器”,也就是他們生活與反抗的日常形式。⑨

無論從社會分層的角度,還是從歷史、政治的視角,底層社會理論雖在一定意義上闡釋了農民和鄉村社會的地位特征,但是,鄉村社會並非同一性的,所有鄉村並不都是一樣的。而且農民群體亦非同一的,農民對自己階層地位的認同有著差異性的分布,⑩而不是按照國際標準所劃分的那樣,統一為社會底層。在社會高度分化的今天,中國的農民群體其實是一個復雜多樣的群體,廣義上的農民現已分化成多職業、多階層的群體。


4.二元發展論


在發展經濟學中,有一種理論觀點認為,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會出現較為發達的現代部門與相對滯後的傳統部門的二元分割,而且傳統部門的勞動力會被吸引和轉移到效率更高的現代生產部門。如約翰遜(D.G.Johnson)認為:“今後幾十年,農業部門和農村地區的就業調整將會成為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困難。”“隨著經濟增長,農業所需做出的主要調整是改變它所使用的資源數量和結構。”⑾

就中國鄉村發展的現實和中國特色的制度而言,二元結構與鄉村發展有著自身相對獨特的意義。筆者曾提出,當前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在結構上出現了“雙二元”的格局:一方面,諸如戶籍制度等已有的制度安排型塑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鄉村勞動力流動“給原先的二元結構增添了一層,即體制內與體制外的二元化。”⑿因為對於流動的農民來說,他們既要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流動,又要在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擺動,由此實際形成鄉村居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二元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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