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大家來聽我這個講座。

今天是禮拜六,借周末跟大夥來探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對像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就是當代史的問題,對於年輕人來說就是古代史的問題。甚至比古代還古代,因為古代你還有書看,而我說的目前在國內還很少有出版物來談。我談的過程中也可能有許多錯誤,大家可以隨時插話批評,不是上課,就是聊天。

首先說第一個問題,中國的運動搞了很多,究竟搞了多少運動?什麽是運動?反正中國人像我們這個歲數的一提運動就知道是怎麽回事。可是年輕人就不太知道,以為是奧林匹克運動什麽的。我們的運動是政治運動,就是把人運動起來,動員起來,來對一小撮分子進行鬥爭的這種政治活動。究竟從建國以來到明年60周年,不說改革開放以後,就說78年以前我們搞過多少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我和一個搞人事工作的朋友聊天,我們統計大概有60多次,平均一年有2-3次之多。胡甫臣先生原來是工人出版社的黨委書記,他寫了一本書,其中有一篇《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認識》發到了網上,他統計有52次。但我看其中好多運動的名字就沒有列進去,比如,58-59年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雙反”、向黨交心等運動都不在他的52次之內,看來他是有疏漏的。美國學者馬德森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群眾動員》一書中,提到從建國到毛澤東去世止,這種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一共有70多次,地方一級的運動要多出10倍。

運動名稱非常複雜,有的名字相同,但不屬於一個運動,比如“學習整風”、“三反”、“五反”等多次出現,但不是說的一個運動。我親歷的解放初的“三反”、“五反”。“五反”在64年底到65年初在城市裏還搞過一次,這和50-51年的“五反”內容不同,但名字相同。所以要統計起來非常困難。杜牧有首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我們的運動現在到底有多少還在煙雨之中,還是看不清楚。就我們統計的這些運動的名字對年輕人來說就很陌生了,解放初的“忠誠老實”運動,可能知道的就不多了,這是指每個人向黨向組織交代你解放前幹了什麽。另外還有“清理中層運動”,這可能知道的也不多了,這是52年主要在高等院校,那些跟國民黨等反動團體有關系的中層被清理。

群眾運動實際上的本質是運動群眾,就是把群眾運動起來。我們的解釋一直是認為在這個活動中,讓群眾在運動中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自覺的參加這個運動。實際上很多事實證明,是通過運動,激發群眾的一些欲望,來把群眾動員起來。

現在談一談運動的哲學基礎。就是與人奮鬥的鬥爭哲學。說得更確切一點就是階級鬥爭理論。階級鬥爭理論是舶來品,是隨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來的。雖然馬克思說階級鬥爭不是我發現的,他的主要貢獻也不在階級鬥爭,但是中國人知道階級鬥爭是在翻譯《共產黨宣言》之後。但馬克思來講階級鬥爭還是從經濟角度,劃分階級是從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來看你的階級。第二他特別強調有組織性的階級鬥爭,就說自覺的,而不是自發的階級鬥爭。自發的很多不看成階級鬥爭,比如工廠的老板對工人剝削的厲害點,工人起來反抗,搗毀機器等,他不認為是階級鬥爭。到了列寧就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列寧給階級定義時是遵照了馬克思所說的那個經濟角度來理解,可是在實踐操作中他是按照政治角度來劃分階級的。你看那些孟什維克、民粹黨人,本來都是跟他一起搞革命推翻沙皇的,可後來跟布爾什維克發生沖突,跟列寧的領導集團發生沖突,列寧就把他們認為是資產階級代表,就是敵人。可是到了中國,如何劃分階級又產生了變化。中國,特別是50年代以後,是從思想角度來劃分階級的。這就造成了很大的笑話,由大富變成了無產階級,也有一文不名的資產階級。80年代斯琴高娃和謝晉演了一個《老人與狗》的電影,描寫鬧災之後一個流浪的女人被一個孤老頭救了,和他一起過。62年底毛澤東在北戴河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後,63年又開始階級鬥爭了。農村也厲害了,這女人怕連累老頭,就要回家。老人問為什麽,她說我是地主。老人說你都要了飯了你還是地主?所以這土地改革就是一個悖論,在地主還有土地的時候,沒有給她劃成地主,等到土地都被分了,她又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所以這種成分可以連續幾十年甚至幾代。我們就會看到一家人都沒有了,只剩下一個3歲的小姑娘,地都分出去了,這個小姑娘就等著到18歲,就會戴上地主的帽子。這種材料很多,大夥都可以看得到。

反右鬥爭來判定資產階級,也是通過思想劃分階級,過去你們家八代要過飯,也不管用,最後你一句話說錯了,就定為資產階級了。

中國的運動,前面說過有60多次,矛頭主要針對誰呢?當然文化大革命也說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解放初期的也針對一些舊社會來的“敵憲偽警特”所有舊機關工作人員,但是從55年“反對胡風”以後,運動的主要矛頭還是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年齡段的知識分子。有很多運動最初看,本來和知識分子沒有多大關系,可是很納悶,整到最後就整到知識分子身上去了。我舉一個例子,61年全國普遍沒得吃,餓死了好幾千萬人,原因有很多,浮誇風等等,還有一個是食堂制。那年的春天我上大學,被派到農村去貫徹12條,到後來就是要解散食堂,讓農民自己做飯吃。那時候糧食非常緊張,全國各地都沒有吃的,現在很難想象,不像現在各種店鋪有很多吃的。我去的那個村子,全村就剩了一個大牲口,就是驢。有一個飼養員餵著它,大牲口多少要吃點糧食,那時候已經沒有糧食了,就給它點麩子。還有人告這個飼養員偷吃了驢的麩子,這本身已經很悲劇了。而且告他的人還到他家偷了他家的糞便,作為證據來告他。所以看得出糧食是非常緊張。那時候老百姓有一句順口溜,“書記拿、隊長偷、社員縫個大衣兜”。社員不敢直接拿,就縫個大口袋在衣服上,下地幹活就抓一把糧食帶回家養活自己和家人。所以我們下鄉還有一個任務叫“四清”,就是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就是有些幹部經濟上多吃多占,清理這些四不清幹部。我們剛開始就是認為這是針對農村的基層幹部,搞起來以後,劉少奇還持有這種觀點,說這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可是毛不同意,說這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是資本主義路線與社會主義路線的矛盾,這樣運動的性質就變了,改成清經濟、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在城市裏“四清”就主要針對知識分子,在哲學領域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因為毛主席主張一分為二,而這個中央黨校的校長提出合二而一,被認為是和毛主席對著幹。文化領域、藝術領域批判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姚文元提出我們的時代精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而周谷城說什麽階級的精神全都有。周和毛關系很特別,所以他就敢說一些和主流觀點不太相同的話,也沒有大礙,文革期間也沒太大的沖擊。文學領域就是批判“繁星”,後來三家村的廖沫沙“有鬼無害論”。毛提出有鬼不要怕,結果他提出有鬼無害論,所以遭到批判。小“四清”本來是針對經濟問題,最後又扯到知識分子身上。所以中國運動這麽多,名目這麽多,52年以後主要還是針對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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