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必武胡全生:經典、後經典、後經典之後——試論敘事學的範疇與走向(1)

內容提要:20世紀80年代中期, 敘事學逐漸走出解構思潮的陰影, 再度崛起, 迅速躍居為文學研究的一門顯學, 並由經典邁向後經典, 終成經典敘事學與後經典敘事學二分天下的格局。西方敘事理論的發展史表明, 完整意義上的經典敘事學理應由三部分構成:

(1) 結構主義之前的敘事理論;
(2) 結構主義敘事理論;
(3) 與結構主義同期的其它敘事理論。

在對經典敘事學的繼承與超越中, 後經典敘事學確立了自己的存在。然而, 不可忽視的是, 後經典敘事學的崛起也引發了一定的誤解與問題, 頗有澄清和探討的必要。此外,在後經典階段之後, 敘事學的未來走向和發展也值得學界關注與思考。


當下是敘事最受重視的時期,也是敘事理論最為發達的時期。敘事學以其強大的闡釋性、適用性等特點, 迅速躍居為文學研究的一門顯學。早在2年前, 華萊士·馬丁就曾斷言, 敘事學已經取代小說理論而成為文學研究所主要關心的一個論題。三年後, 詹姆斯·費倫又重申這一論點, 認為敘事學“正在占據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心位置”。

世紀之交, 布賴恩·里查森也撰文強調: 敘事學“極有可能在文學研究領域居於越來越中心的地位。就敘事學發展的急速上升態勢, 費倫與彼德·拉比諾維茨在《敘事理論指南》
一書的引言中這樣說:“敘事理論的颶風來自於通常所言的敘事轉折—即敘事學研究由經典走向了後經典。

首次提出“後經典敘事學”(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這一概念的是美國敘事學家戴衛·赫爾曼。赫爾曼1997年在PMLA雜誌上發表了題為認知草案、序列、故事: 後經典敘事學的要素的論文, 第一次提出了後經典敘事學這一概念,並從認知科學的角度大致闡釋了後經典敘事學的構成要素。

兩年後, 赫爾曼在《復數的敘事學: 敘事分析新視野》一書的前言中,明確指出敘事學研究已經從經典階段步入了後經典階段, 並從跨學科角度進一步闡發後經典敘事理論,為後經典敘事學的發展推波助瀾。

當下, 敘事學研究的後經典轉向已是學界的共識。施勞米什·里蒙·凱南在敘事虛構作品: 《當代詩學》一書第二版的後記中,同樣使用了後經典敘事學這一概念,並對後經典敘事學的特征用走向(towards)一詞加以概括, 如作為搖擺不定的走向、作為相互修訂的走向、作為永久變化的走向等。

在這股強勁的敘事理論颶風的影響下,敘事學研究浮現出確鑿無疑的爆炸性局面。單以2005年為例, 該年度不僅問世了國際上第一部《敘事理論指南》, 還出版了第一部《盧特里奇敘事理論百科全書》, 將敘事學研究重重地推向了學界前沿。

同年, 比利時兩位敘事學家呂克·赫爾曼與巴特·凡瓦克也將他們在2001年用荷蘭語寫就的《敘事分析手冊》一書譯成英文,被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納入該社敘事前沿系列叢書,重點推出, 在西方敘事理論界引起不俗反響。

本文擬對西方敘事理論的發展歷程加以簡要梳理,將結構主義之前的敘事理論、結構
主義敘事理論,以及與結構主義同期的其它敘事理論,一並納入經典敘事學的範疇,力圖說明部分國外學者將經典敘事學等同於,或完全隸屬於結構主義敘事學可能存有偏誤。

在探討後經典敘事學之存在與類別劃分之余,本文還意圖指出當今學界將後經典敘事學等同於美國或北美的新敘事理論,可能忽視了後經典敘事學在美國或北美之外亦有研究與發展的事實。最後, 本文還試圖考究敘事學在後經典階段之後的未來走向和發展,以求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與思考。

經典敘事學之範疇界定固毋庸言,與後經典敘事學相對的是經典敘事學。然而,部分國外學者對經典敘事學的涵蓋範疇作出如下兩種偏誤性的理解:

他們要不認為經典敘事學等同於結構主義敘事學(尤其是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 要不認
為經典敘事學完全隸屬於結構主義敘事學。加拿大文論家史迪文·邦尼卡斯爾在《尋找權威:文學理論概論》一書中,直接將敘事學納入結構主義範疇加以論述。


在從敘事行為、素材與話語、實際發生的事件與描述事件的故事、情節發生的速度和催化材料等四個方面對敘事學加以闡釋之後, 邦尼卡斯爾得出結論: 敘事學是在年代作為結構主義的一部分才變得十分重要的文學批評領域, 而且發展迅速。無獨有偶, 英國著名文論家拉曼·塞爾登在當代文學理論導讀一書中, 也把敘事學置於結構主義範疇之下加以討論, 並且直接將之冠名為結構主義敘事學 (structuralist narratology)。

澳大利亞文論家理查德·哈蘭德在其新著《從柏拉圖到巴特》的文學理論一書的最後一章法國結構主義中,沿用了塞爾登的結構主義敘事學這一名稱,大致論述了法國結構主義者A. J. 格雷馬斯、克勞迪·布雷蒙德、茨維坦·托多洛夫, 以及羅蘭·巴特等人的敘事理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國外學者對經典敘事學涵蓋範疇的偏誤性理解已經部分地影響了國內的文學理論研究人員。

追根溯源, 之所以會有學者把經典敘事學等同於或隸屬於結構主義敘事學, 恐怕主要應歸因於結構主義敘事學在現代敘事理論發展史上的顯要地位與重要影響。1966年, 法國巴黎交際雜誌第8期出版了以“符號學研究: 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為題的專集論文,其中包括巴特的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布雷蒙德的敘事可能之邏輯等敘事研究論文。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1969年, 法國敘事學家托多洛夫首次提出了“敘事學” (narratology) 這一名稱。托多洛夫在《十日談》語法一書中寫道:“這部著作屬於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 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述學[敘事學], 即關於敘事作品的科學。此後的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發展勢頭尤為強勁, 先後出版了大批頗有影響的敘事理論研究力作。如列維·斯特勞斯的悲傷的熱帶、野性的思維、結構人類學,以及熱奈特的敘事話語等。

可能一是因為“敘事學”這一名稱由法國“敘事學”家托多洛夫所提出, 二是因為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繁榮鼎盛及其在“敘事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使得部分中外學者在論及經典“敘事學”時, 必稱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以至於忽視了法國結構主義之前,以及與之同期的其它敘事理論。

毋庸置疑,將經典“敘事學”等同於或隸屬於結構主義, “敘事學”大大縮小了它的理論涵蓋範疇。所謂的“經典敘事學”是相對於“後經典敘事學”而言的,也就是指後經典敘事學之前的“敘事學”,因此完整意義上的經典“敘事學”至少應該由三部分構成:

(1)結構主義之前的敘事理論;(2)結構主義敘事理論;(3)與結構主義同期的其它敘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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