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可可西里》:敘事削減與境遇凸現(1)

《可可西里》給當下的中國電影觀眾帶來了許多問題:本片幾乎沒有故事,作者怎樣讓我們在觀看中維持註意。許多事件是偶然發生的,在這種時間流逝中,有沒有生產意義?如果有意義生產出來,什麽是導演感到最有力、最震撼、最想傳達給我們的?他怎樣傳達的,他這種敘事方法本身對於中國電影有什麽意義,這種方法在今天大陸的電影氛圍和話語引力場中處於一個什麽地位?此前,我看到中國的“現實”被許多電影做了完全不同的呈現、也看到它在許多影片中被明顯地強暴或者了無痕跡地虛化、遮蔽掉。本片導演明確地表示本片“想表現的是真實”。那麽,中國的現實在本片中是怎樣被對待的?導演又是怎樣突破那種壓制著每一個作者的“影響的焦慮”的?情節這個要素在這部影片中是怎樣處理的?為什麽一部被認為沒有故事的影片在各種不同的觀眾群中都得到“有力”,“強烈”、“真實”這類的評語呢。我試圖從主要從劇作分析的角度來考察這些問題。

 

一、編導合一與雄心勃勃的風格設計

 

本片的風格十分強化,像一部記錄片。劇作、鏡語等許多元素是由這個風格設計所派生、所決定的。如果用典型的形式和制片廠創作流程來寫本片的劇本,劇作的風格和意念就不容易傳達,其文學劇本在沒有導演認可、闡釋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在制片廠獲得通過。而且,就現在的形態看,我估計編導在拍攝時期和剪輯台上也在不斷對影片做出有重要劇作意義的改動。因為故事性很低,它的意義產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影像和鏡頭語言、依賴於它選擇的現實空間和事件材料。因為它是編導合一,所以這些才成為可能,所以在劇本創作中才不存在從文學劇本到制片人認可、導演理解並實現的等一系列傳達問題,不會出現電影劇本的文學性,表達格式等需要選擇、討論的東西。

就一部體制內運作的電影而言,本片的風格頗有令人觸目之處。美國的哈羅德•布魯姆在論述當代作家與文學傳統的承繼關系時曾提出了“影響的焦慮”這一著名概念。他認為作家面對前人藝術形式與人性的挖掘會有一種被強大的作者和文本壓制的焦灼。(參見[美]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徐文博譯三聯書店 1989年6月)我認為,在中國語境中這種影響的焦慮還包括來自某些權威話語指令生產的形式系統和話語陳規、觀賞定勢。讓我們看看編導在設計影片的總體形態時所面臨的外在邊界和內在動機。作者必須考慮的外在邊界:這是一部體制內的、投資較大的、在商業機制內運行的影片。作者的內在沖動:這是該片導演的第二部作品,他已經有一定的自由和空間去突破已有藝術文本的影響,顯示自己的藝術創造能力、創新的能力。他要以此引起自己希望引起註意的那一部分觀眾的註意。作者在下筆/開動攝影機之前和之中同時進行著總體風格的選擇,這種選擇必然在創新動機和呈現自己所認識的現實這二者之間振蕩。由於作者以前在媒體上多次高調表示過絕不拍攝地下電影,他在選擇題材和設計風格時一定會慎重考慮,絕對不能像《17歲的單車》和《鬼子來了》那樣在制作過程中被導演或者管理者“拍”到地下去。那麽,在現有的話語引力場中作者怎樣尋找一個突出而又被允許的風格形態來作為自己話語沖擊的出發點就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在題材選擇上來看,他選擇題材和對現實的認定都必須遠遠地躲開地下電影的陰暗面題材,必須明確地區別於某些地下導演觀照現實的視點和題材聚焦點。就敘事形態看,現存的諸多形式系統也對他構成巨大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一邊是大量的主旋律電影,其敘事順滑,線性敘事,時間座標要求絕對清晰,意義指向要求明確;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影片的主題和社會(歷史中的、現實的)認識要符合當下政黨話語和政策貫徹的需要。主旋律電影要求敘事權威化,表層形態是規範化、政治觀點主導化,這些早就上升為藝術理論並被定義為革命現實主義。90年代,由於主管領導重新倡導“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主旋律電影出現了許多註重商業包裝的作品。從《張思德》等片可看出, 90年代以來年的主旋律影片還走向領袖人情化、敘事純化、美化並加上了生活小情趣的包裝。此外,還有一個今天話語環境的特征導演也一定很熟悉:世界電影的敘事形態已經極為豐富,並且還在不斷發展。更為嚴肅的一個事實是:在今天這個資訊交流極為迅速的時代,這些多樣豐富的形態早已為中國碟青年和電影、電視專業人士所熟悉。我們看到三個主人公分段做主角但又互相鑲嵌的《孔雀》;將三一律更推向嚴格化的《24小時》;重覆回到起點但劇情在另一種可能性中變化的分段式結構:《盲目的命運》、《勞拉快跑》,在《微羅尼卡的雙重生活》和《雙面情人》中,這另一種/幾種可能發展的結構變形成為一個人演兩種可能性的平行發展、偶爾交叉式結構;心理時空閃回式:《美國往事》;劇中幾個人的故事暗中重合式的《江湖》。還有像伊朗電影《誰能帶我回家》這樣的影片,它在不斷地打破敘事的認同的機制、不斷揭示攝影機、導演、劇組存在的間離敘事中巧妙而有趣地推進故事。

這樣,我再來看《可可西里》,就會發現一種精心設計的獨特性,它以自己影片十分強烈的風格差異性在中國大陸現有的敘事形態中做了突破。就敘事風格的營造和凸現作者尋找差異性的能力而言,本片十分成功。相對於主旋律電影的敘事順暢化、模式化和商業電影的覆雜化、豐富化,《可可西里》是極簡單化,竭力樸素化的。編導嚴厲地削減了影片的故事性。本片意義產生的第一個重要元素就是它與現有的敘事風格、現有的敘事成規所形成的比較,就是說,全靠著與現有的那些規範化、純化、美化的敘事風格形成比較才構成了這部影片的有力、震撼和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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