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戰火中涅槃

美國從一個殖民地國家變為世界第一流的強國，其發展有個規律：根據本國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力量的強弱，交替運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兩種主張。對於弱國來說，貿易保護是抵禦市場強權、發展民族工業的盾牌。當一國從弱變強時，它就會開始贊同自由貿易；反之，當一國由強變弱時，它又會回到貿易保護主義路線上去。美國也不例外。

由於英國力圖保持“世界工廠”的地位，美國運用貿易保護手段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不是英國炮艦調動了美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激情，美國很難實施貿易保護政策。

如果不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也許今天的美國就如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一樣，徒有廣袤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卻要受發達工業國的控制和掠奪，依然貧窮落後。因此，對於今天追求強大的中國來說，破解南北美洲不同歷史命運的奧秘，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1881年10月，英軍將領康沃利斯於約克敦投降。1883年，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但是獨立戰爭的勝利並沒有自然而然地帶來繁榮和發展。

獨立戰爭期間，由於對英貿易的滯阻，北美的制造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從生產技術和產品質量看則仍遠落後於英國。戰爭結束後，英國利用自身強大的制造業和商業優勢，一方面對美國的出口實施嚴厲的商業限制，包括禁止美國貨進入西印度群島；另一方面則向美國大量傾銷英國貨。

獨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運往英國的生鐵為3929噸，1791年下降為797噸。煙草、稻米、藍靛等大宗農產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帶累商業和航海業停滯，造船業衰落。

據統計，從1784年到1786年，美國從英國進口的貨物總值約為7591935英鎊，而同期美國向英國出口則僅為2486058英鎊，逆差高達5105877英鎊。出口萎縮、市場縮小，使價格大幅下跌，商人、農場主紛紛破產，債務鏈條破裂，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蕩，許多地方爆發了農民起義，最著名的是謝司起義。

在美國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稱為“危機時期”。從競爭的觀點來看，其實質是英國挾裹著其市場競爭的強者優勢，對新獨立的弱小的美國進行打擊，以經濟殖民來代替政治、軍事殖民。

危機給美國上層社會帶來了廣泛的沖擊，“美國向何處去”一時成為報紙和小冊子所討論的焦點。在一片喧囂聲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兩大聲音至今仍清晰可辨。

推崇自由貿易的多為南部大種植園主、北部大商人。

在危機時期，南部大種植園主兼並了大量小農的土地，鞏固了競爭地位。他們雖然對英國限制出口不滿，卻得益於優質廉價的工業品。因此他們主張自由貿易，一方面要求英國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試圖擺脫英國的商業壟斷，開拓南歐、北歐市場及其他全球市場，同時加快向西部擴張，將西部廣袤的土地變為農產品的生產基地，以增強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

北部大商人也主張自由貿易，因為他們的利益來自對外貿易的擴大，無論進出口是否出現逆差，只要貿易總額上升，就少不了他們的利潤。

主張貿易保護者成分比較復雜，既有保衛獨立戰爭成果的愛國主義者，又有在謝司起義前主張鞏固統治秩序的人，既有受英國打擊最沈重的廣大小農，又有為數不多的制造業主。由於當時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國的經濟侵略，因此，主張增強聯邦政府力量、加強貿易保護的代表——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事實上控制了政府決策。

漢密爾頓認為英國的力量來源在於制造業，因此美國必須重視制造業的發展。而要發展制造業，則必須有政府保護。他指出需要政府保護的三個理由：

（1）外國政府對制造業有保護和獎勵；

（2）農業國居民出於習慣往往不願意輕易放棄自己熟悉的職業；

（3）制造業國在技術、資金、市場方面已經具有優勢，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業的國家與制造業已成熟的國家在平等條件下進行競爭，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行的”。

由於當時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由依附於英國的種植園主和大商人主導，漢密爾頓所珍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關稅法案》規定進口稅率僅為9％，遠不足以保護新生的制造業。

英國知道自己的競爭優勢所在，一開始就禁止機器和技術以及技術人員外流。由於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國工人的工資平均又比英國高1/3～1/2，加之英國企業主資金雄厚，有現成的銷售網絡等因素，使美國制造業的發展舉步維艱。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資於制造業，僅占總數的2.4％。

如果照此發展下去，美國很難擺脫後來中南美洲各國的命運，也很可能會成為歐洲工業國的附庸。在這種社會經濟結構中，資源越豐富就越可以依賴開發資源來獲取收益，也就越缺乏發展制造業的動力。

傑斐遜的自由貿易主義和農業國之夢，正是建立在對美國豐富資源的依賴上。這個甜美、舒適的夢完全有可能將美國的制造業溺死。

正當美國做著西部農業夢的時候，英國軍艦的炮聲把它驚醒了。1807年，英國為與拿破侖作戰，炮擊美國戰艦“切薩皮克號”，強征艦上海員。此舉激起了美國內部強烈的反英愛國情緒，1807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禁運法案》，禁止一切船只離開美國前往外國港口，意在用中斷對英國的農產品供應來教訓英國。不料，禁運不僅沒能給英國造成傷害，反而使美國經濟全面癱瘓。

禁運充分暴露了美國經濟的殖民性和依附性。

1807～1808年，美國出口從1.834億美元下降到2243萬美元，下降幅度達88％；進口從1.385億美元降至5699萬美元，下降59％。於是，航海業瀕臨破產，大批海員失業，北部的大小商人損失慘重，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小農場主和工業主紛紛破產，工業消費品供應發生嚴重困難，關稅收入急劇減少，財政出現巨額虧空。

在強大的壓力下，《禁運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

然而，禁運卻使國內制造業不再面對國外競爭，工業品價格上漲，制造業利潤大增，航海業、對外貿易的蕭條促使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制造業，從而使美國制造業得到了空前發展，至1810年制造業的生產總值達到1.2億美元。更重要的是，禁運使美國人初步懂得了制造業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強大的重要性，從而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擺脫經濟的依附性帶來了第一線光明。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單方面終止禁運並沒有換來英國的回報，英國繼續劫掠美國船只。再加上美國國內西部擴張主義者的鼓動，1812年，美英正式交戰。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和禁運十分相似，其對外貿易和航海業陷入長期蕭條和停滯，而制造業卻飛速發展，對英國霸權構成了真正威脅。

戰爭結束後，英國商人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北美傾銷商品，英國國會和政府則在一旁積極支持。布魯厄姆勛爵在英國下議院稱：“為了把美國在戰爭期間產生的幼稚制造業扼殺在搖籃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但英國的如意算盤並沒有得逞。

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當時英國的技術還是相對簡單、容易掌握也容易改進的技術，美國制造業在技術上已經不處於絕對劣勢；其次，從規模上看，美國制造業已經有相當實力，而且也得到了國內金融勢力的支持；第三，1816年美國頒布了第一個保護關稅法案，制造業產品的平均稅率驟升至25％。此後，直至19世紀末，貿易保護主義一直是美國的經濟政策的基調。

由此可見，1807年禁運和1812年戰爭，實際上是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戰爭是最極端的保護主義，如果沒有這兩次事件，和由此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巴西，而世界歷史的面貌也將大不相同。遺憾的是，許多研究美國史的專家似乎沒有充分註意這一轉折點的重大意義。

事實上，美國盡管通過禁運和1812年戰爭確立了關稅保護原則，但在1820年以前，作為工業化最重要部門的鋼鐵業，其鐵產量甚至比殖民地時還少。鐵礦的開采、冶煉和鐵器業完全被英國所主宰。

第一個真正對美國鋼鐵工業起到保護作用的是1824年的關稅，其後是1828年的關稅。19世紀30年代初，自由貿易集團控制了政權，降低了關稅，鋼鐵業生產很快就停滯、滑坡；1842年參議院決議恢復高關稅，鐵產量又直線上升。

如此，自由貿易路線和貿易保護路線反復鬥爭，美國鋼鐵業也反復漲落，直至林肯上臺，把關稅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而最終建立起了強大的鋼鐵業。

總的來說，美國關稅的爭奪戰越來越對貿易保護主義者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南部種植園主、北部進出口商和航海集團則滿腹牢騷。北部進出口商業利益的代言人如馬薩諸塞州的丹尼爾·韋伯斯特始終反對高關稅，南部則把1828年的高關稅稱為“可憎的稅率”。特別是南卡羅來納州。為了反對高關稅，該州不惜脫離聯邦。為此，它提出了憲法“公約論”，即認為州創立了聯邦，當中央政府的決定不符合州的意願時，州有權做出自己的決定。

1832年7月，在自由貿易者的強大壓力下，國會通過了新關稅法案，使關稅比1828年有所下調，但仍不能滿足南卡羅來納州的要求。

同年11月，南卡羅來納州召開州代表大會，宣布國會通過的關稅法無效；如聯邦政府采取強制措施，則南卡羅來納州將脫離聯邦。面臨聯邦分裂的形勢，國會不得不再次通過妥協性法案，擴大免稅商品種類。

妥協是達成了，但矛盾並未解決。自由貿易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在一次次的較量中慢慢廓清了陣營，形成了以南部種植園主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業集團為核心的兩大派別。

在世界範圍的廢奴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這兩大派別的鬥爭又進一步激化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鬥爭。這兩大派別都希望控制參眾兩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於各州的參議員人數相等，而南北兩派所控制的州數相等，兩派力量在參議院勢均力敵。這時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則南部就能控制參議院。

因此，一個又一個新開發地區被批準為新州之日，也就是兩大派別一次次較量之時。每一次，出於維護聯邦的考慮，雙方都達成了妥協，如1820年的《密蘇裏妥協》、《1850年妥協》等。

《1850年妥協》中，北方限制了奴隸制的擴張，同時也向南方承諾了嚴厲的《緝奴法》，從而維護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勢。但每一次妥協都醞釀著矛盾的進一步激化，《1850年妥協》被稱為“火山口上的壺蓋”。此後，南北雙方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在1854年堪薩斯州問題上，兩大派別發生了武裝沖突。這是南北戰爭的前奏。

時間的推移有利於北部制造業集團。盡管南方的棉花出口還占到美國總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業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長，這就使原先作為依附於發達工業國的北部買辦商人和航海集團逐漸疏遠南部，轉而依附於北部制造業集團。

其明顯的標誌是北部民主黨人的領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屬於自由貿易派，和南部種植園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張，代表北部買辦商人集團的利益。在1854年堪薩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聯邦的問題上，他開始反對民主黨總統詹姆斯·布坎南，主張將維護奴隸制的堪薩斯州《利康普頓憲法》交人民表決。

1858年堪薩斯居民投票否決了這一憲法，並最終於內戰前夕作為自由州加入聯邦。

內戰爆發後，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趕往白宮，表示堅決支持共和黨。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買辦商人集團的轉變，從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敗的基礎，這實際上是美國從依附型社會結構向自主型社會結構轉變的最後一個重要轉折。

從美國社會內部擺脫依附性的意義上說，南北戰爭是獨立戰爭的繼續。不僅如此，戰時外交格局也充分說明了南北戰爭既是內戰，又是外戰，是美國從英法強國的統治體系中徹底解放出來的外戰。英、法等歐洲大國都站在南方一邊。英國自稱為中立國，把南方稱為交戰國，實際上承認了南方政權，並成為南方的軍火供應基地。

英國幫助南方制造的鐵甲撞角艦對北方海軍構成重大威脅，其中“亞拉巴馬號”在22個月裏連續摧毀和捕獲了60艘北部艦船。不僅如此，英國甚至企圖尋釁直接參戰。當北部戰艦在英國“特倫特號”上截獲了南部同盟的兩名使節後，英國要求北部立刻釋放人員，否則就對美宣戰。面對英國的強硬挑釁，林肯采取了退讓政策，使英國失去了宣戰借口。法國則出兵墨西哥，占領墨西哥城，從南部對美國構成威脅。這時如果美國堅持門羅主義政策，則法國就會和南部結盟，對美國宣戰。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黨人頭腦清醒，縮小打擊對象，則南北戰爭的結局將難以預料。

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北部制造集團確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導權，美國真正成為獨立的大國。共和黨吸納了原買辦商業集團、金融集團，並利用西部的廣闊土地團結了西部的小農場主，利用黑人牽制了南部社會的種植園主，將南部的發展納入到北部工業發展的進程中，從而開創了一個工業大進軍的黃金時代。

這個時代在政策上是以高關稅為標誌的。到19世紀80年代，高關稅使聯邦國庫充裕。1888年，民主黨曾經試圖動搖高關稅政策，民主黨參議員羅傑·米爾斯提出了降低關稅的法案，卻被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否決。1890年，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1890年麥金利關稅法》，平均稅率由38％增至50％。1897年，共和黨人威廉·麥金利入主白宮後，國會通過了《丁利關稅法》，其稅率又進一步提高。此後，關稅仍不斷提高，一直到1930年前夕，還通過了一個高關稅法。

高關稅有力地保護了美國工業的發展。

內戰以前，美國還是個農業國，每1美元投入工業，就有7美元投入農場、牲畜、農業工具和設備，農產品占全部商品生產的一半以上。就工業結構而言，內戰前手工作坊、工廠和小企業仍占壓倒優勢。

但內戰結束後的不到半個世紀裏，這一切就完全變了。1879～1884年的五年時間，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從1870年到190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三倍多。1900年時，美國工業總產值約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0％，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民族工業從幼稚到強大，要經歷多麽漫長和曲折的道路，其中有必然也有偶然的因素，甚至完全可能被消滅。如果認清這一點，那麽不難想見，今天WTO給發展中國家幾年或十幾年的所謂幼稚工業保護期，是多麽地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