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月3日──

“凡是真心誠意要到砂勞越種植甘蜜與胡椒的頭家和他們手下的苦力，政府將免費提供從新加坡到古晉的船票。”

“政府且委任各條港的港主，為治理各港華人之甲必丹，著令彼等負責維持轄區華人的良好秩序，並賦予彼等處理小案件的充分權力。至於嚴重案件則由古晉法庭或現場的政府代理人裁決，並決定何種案件應由港主全權處理。政府亦準備給予各港港主，承包鴉片、烈酒、賭館、當店的專利權”。

在《砂勞越憲報》上，有一位名叫埃弗雷特(A. H. Everett) 的先生發出下列警告。

1877年12月8日──

“目前在砂勞越沒有其他課題，比土著馬來人的生活情況和未來日子更加重要。倘若我們深一層看，會發覺馬來人正逐步地、肯定地被逐出他們先前所賴以維生的各種行業。華人移入人數之日增，勢必越來越剝奪他們經營小生意的機會。馬來民族並未缺乏發展的潛能”。

無論什麽人如果研究過中華文化，並嘗試探求它同歐洲文化的關係，一定會發覺具有各種文化背景的人之間，對各種事務的想法，是有那麽大的差異。L. K. 許(Francis L. K. Hsu) 在其所著的《宗族、種姓與俱樂部》(Clan，Caste and Club) 一書中，對這方面作了極充實和詳盡的探討。我們姑且以他的探討作為我們的背景知識，以及我們了解許多世界觀的基礎。我們暫時能夠對這一點的研究下結論。

砂勞越政府和華人之間關係好壞的決定性因素，不在於所屬種族的不同，而是彼此以不同的視角互相看待。在種族群體(即華人、英國人和達雅克人) 之間，如果有何基本差異，主要在於心態方面。事實是，以不同前提為出發點的人，往往強調對方較為明顯的差異。當然，從飲食、衣著，到家庭生活，英國人和華人之間的確有很大的差別。基於此因，砂勞越各種族接觸後所產生的多數現象，可以在其他持不同觀點的種族群體的交往中看出。當鄉村居民和老經世故的城市居民接觸時類似的誤解就會產生。

只要白人拉惹及其官員和華人都抱著種族優越感的心理，他們就會繼續以定則的觀點看待彼此。近幾年來，各種族之間經常進行密切接觸的結果，提供了許多機會，可以看出彼此的矛盾所在。在個人方面，白人和華人進行密切接觸後，我們會發現其中一些開始改變對華人的評價，但其他白人卻依然故我。

在1877年11月1日出版的《砂勞越憲報》第19頁，我們發現下列數段文字：

“大不列顛的殖民地和屬地受華人的和平侵略，是我們在東方生活中最奇特的際遇之一。這些土地仿佛受到人類大家庭中兩個最大支系的雙重拓殖，但是白人僅如候鳥般暫留於此，中國佬才是真正的殖民者”。

“他們具有驚人的精力和工作能力，聚財的力量很大，天賦智慧也很高。這些特性是很值得贊美的。他們的人數隨著新移民的流入和嬰孩的誕生而不斷增加”。

“這一切都指向未來的一個問題。在不久的將來，海峽土生華人肯定會加入政府部門服務。──但是，盡管他們受過教育，懂得英文，並得到旅行的便利，他們還是十足的中國佬，似乎無意成為歐化的華人。細心觀察華人在這些遠東地區的政治勢力的發展，倒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

這期間，一般白人對華人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但另一方面，舊有的偏見依然改變不了。雙方的關係並未改善；砂勞越的發展還是很緩慢。華人對1857年石隆門事件及所蒙受的挫折，記憶猶新。

二十世紀掀開了砂勞越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世紀初年，華族移民的新浪潮，不斷湧向拉讓江(Rejang River) 區域，推動砂勞越的經濟和教育向前發展。這些華族移民來自福州。他們是在具有遠見的領袖黃乃裳率領下，來到這個新地域。

當時中國義和團起義剛過去，教會受到卑視和干擾。教徒的處境界常惡劣。黃乃裳深受美國總統傑裴遜(Thomas Jefferson) 的論著所影響。他越閱讀和思考，就越沈迷於一種理想。他夢想著一個人人能在自由環境中生活與工作的人間樂土。於是，他離開家鄉，以尋找一個能夠讓他實現理想的地方。1900年，他抵達新加坡，並且會見了許多華人商賈，其中一位就是他的未來女婿林文慶博士。 林文慶告訴他的未來岳父說，白人拉惹正在尋找華人勞工到砂勞越開發與墾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