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由於經濟和人們生活的直接關聯性的存在，接下來才可能會有由經濟轉型所直接帶動的第二步的制度轉型。正是因爲在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發生了，或者出現了各種形式的貪污腐敗、制度混亂、貧富不均的政治以及社會的問題，那也就使國家層面必須要去進行一種制度上的重新安排以及制度設計上的新轉型。簡而言之，也就是要以一種制度轉型甚或政治轉型來解決由大範圍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各種形式的社會失序的問題，諸如基本資源的合理分配，消除掉腐敗，減少極端化的貧富差異之類。這到了最後，又會由一種政治制度改革所遺留下的問題而順勢轉化成爲一種社會制度安排的問題，也即是一種社會治理和社會團結問題。顯然，社會的轉型是承繼着制度轉型的餘波而發生，這也恰是在21世紀之初中國社會所真正要去面對的，是人們心中呼之欲出的改變欲求，同時還是適應一種市場經濟的轉型而有的不可避免的社會重構。

所以，轉型的第三個維度必然就是社會屬性的，即一種社會轉型的發生，它是接續着制度轉型而發生的。在這方面，中國的社會學自1978年恢複以後，到了2005年以及之後才有了一種擴張性的大發展，由此社會學不僅是一個學科領域，還受到了更爲廣泛的大衆關注。因此在當時整個國家的發展安排或頂層設計之中，也與時俱進地映射出來日益要去注重並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問題，由此也才有了一種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在人們的真實生活領域的大發展，即研究社會治理的邏輯構成而非單單的就事論事，或者就現象而現象的鋪陳羅列。這一點毋庸置疑是由中國經濟自身蓬勃發展所引發出來，並由在真實生活場景中頻繁發生的社會問題所激發而成型的，而如何能夠從一種國家的視角去解決這些問題，便成爲全部社會轉型規劃的一個共同性的遠景目標。

而時間很快地轉到了2010年，一種舉國上下的文化發展問題成爲人們最爲核心的關注和思考所在，國家在整體發展戰略之中開始日益強調一種文化的合理發展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複興的問題，文化遺産、民族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産以及博物館的概念都迅速進入日常話語的表述之中，這無形之中也帶動了中國作爲東方乃至世界的一個大國，在逐步地把重中之重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所忽略掉的內容，增添或者挪移到了由其自身所關注的那些視野之中去，即一種文化轉型的大趨勢迫在眉睫地出現在了人們的生活之中。

但文化顯然又不像政治制度的安排本身那樣是可以分開來去做一種人爲的安排，如項目工程一般予以分門別類按部就班的改進和推進。但要清楚，文化從來都是整體性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它自身往往就是一個不可分開的整體，即便是有一種文化上的意識形態的差別，但要知道，文化力量的根本特徵就在於如何真正能夠把不同的人或分散開來的人爲事物相互黏合起來，形成一種共同性的理解、價值和認同，也就是人、社會、文化的三位一體的“在一起”而不分離。因此，文化建設對一個國家而言又是一個難中之難的問題，是伴隨着人類成長而發生的，所謂的文化問題，不會一下子就能在一瞬間通過設計者構想而消逝或者轉化，因爲要知道，文化對人類生存而言是先期發生的，是人在脫離動物界成爲智人之時，文化也便發生了，因此，沒有文化也不成其爲人，至於文化的類別，隨着文化的發展是可以有其多樣性的，也是後來的人逐漸相互意識或自覺到的。但是，文化本身對人而言卻是不可讓渡的，人在通過克服一種自然存在的努力，而使自身有了一種文化上的表達。由此，文化便每時每刻都環繞在人的身邊，或者附着在每一個被稱其爲“人”的人身上。

因此，在上述所論及的這四次轉型中，文化轉型卻是最後才出現的，也就不足爲奇了，是文化的諸方面漸次覺悟而出現的文化整體性的樣貌。顯然，一種文化的整體性存在，最後都會經由文化的表達而展現出來。在這一點上，人類有了文化，人類才能夠不同於其他生物的存在而以一種人的形貌生存下來。所以在這一點上，不僅要注意到文化在當下人類學中的意義表達，也要注意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一種一體性包容的整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