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80後朋友們紛紛結婚了，已經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身邊的動態一方面使我感到某種壓力，另一方面讓我重新深思中國80後所面臨的“結婚與生子”的問題。前段時間，我跟一位80後女性朋友聊天：

“我懷孕已經6個月了。”

“恭喜你，身體怎麽樣？”

“沒事，只是生活不太方便，暫時只能放棄工作。”

“你快要當媽媽了，心情如何啊？”

“沒什麽，生下來就不再是我管的事了。”

“噢，什麽意思呢？”

“生下來就交給我媽，由她管罷了。”

聽到她的想法後，我沒有吃驚，因為有這種想法的人，我曾接觸過不少，只是此次對方說得更直接、徹底而已。我知道，今天大部分中國年輕人持有與她同樣的觀點，即結婚、懷孕，把孩子生下來後，直接交給母親，自己則回到原來的單位，或者重新尋找單位繼續上班。

對年輕人的這種做法，我可以理解。當今城市生活的壓力巨大，除非兩個人都有工作、有收入，否則養不起一個家庭，何況已有了小孩。因此，一對夫妻不得不把養孩子這一任務交給某方或雙方的母親。與此同時，這一歲數的母親們則往往都沒事幹，又非常喜歡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寶寶，照顧小孩對老太太來說就成為了生活的樂趣。這樣，年輕夫妻與高齡母親之間不僅達成了共識，還實現了雙贏。

毋庸置疑，就養育而言，最好的辦法是直接由“真母親”來照顧。她應該照顧到2至3歲這一能把小孩兒送到幼兒園的時候。我相信，中國的年輕人也明白這一道理，但因生活壓力太大而做不到。責怪他們當事者是不合適的。轉型中的社會給年輕人造成的壓力成本應該由整個社會來負擔，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我還是堅持一個立場：母親應照顧小孩至少到1歲。然後，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把養育這一過程多樣化，請奶奶或姥姥來照顧、委托給幼兒園等。父母是孩子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任老師，把剛生下來的嬰兒立刻交給其他人的做法對養育本身來說，無論如何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假如一對年輕夫妻希望孩子能夠健康成長，把孩子交給比自己老一輩的高齡者是合理的嗎？跨一代之鴻溝對養育來說現實嗎？除非夫妻之父母的素質比他們更高尚、更文明，否則，答案是可想而知的。

解決這個問題光靠年輕夫妻的智慧和努力是做不到的。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家企業必須合作起來，想方設法考慮並解決“女員工生孩子”的問題。比如，企業給懷孕的員工提供一年的產假，並在此期間，國家提供財政上的補貼等。

2010年3月6日我在騰訊網參加了由曹景行先生主持的“兩會三人行”節目，另外一個嘉賓是《汽車之家》CEO，80後創業人李想。我們談“80後看兩會”。

李想的同事大部分都屬於80後，最關心的是房價、物價漲幅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他本人則關心與廣電總局有關的信息，因為與他經營網站有關。我評價認為，這些都是進步現象，如果社會所有人都關心政治那才可怕。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求選話題，去消化，這叫現代化。

曹老師問我們倆說：“你們覺得80後的發展前景如何？80後當政治領導人之後，社會會變成什麽樣子？”李想回答：“80後的選擇權始終被老師，尤其是家長剝奪著，80後是遭受壓力最大的一代。大學畢業，工作若干年之後，他們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進入而立之年。”

中國80後可以被總結為“承受祖國轉型和多種文化沖擊的轉折一代”。80後身上的負面的性格也好，作風也罷，其責任都應該歸咎於家長不成熟，舍不得放任孩子，以自我為中心。責怪80後是錯誤的。

中國80後就像蝸牛，一步步往上爬，大器晚成。他們未來走進政壇後社會會變得如何？坦率地說，三年前我認為後果會難以想象，因為在我眼裏，大多數80後缺乏獨立思考和生存能力，不知道團隊精神和和諧社會的價值。這兩年我逐漸發現他們內在的力量，只需再折騰一段時間，其未來的價值觀將是混合中國和西方的產物，即中體西用。

李想提到“我們是很幸運的一代”，我想也是。日本80後出生後，有了一點點思考的頭腦就遭遇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從來沒有聽說過祖國的好消息，聽到的都是黑暗、糟糕的消息。今年還是“失去的20年”紀念日呢。與此相比，中國80後是在祖國變革、崛起的環境中成長的，令人羨慕。不過，有趣的是，今天兩國80後所面臨的困境似乎相同，主要還是就業問題，工資如何？前途如何？同樣的浮躁而迷茫。我相信，如果日本當局舉行“兩會”，並得到廣泛的傳播，日本年輕人的關註方式與話題也跟中國網民差不多。

有一點差別在於日本80後不急著要房子，因為在我們那裏有房有車跟結婚沒有關系。孩子過了18歲，家長會給他們自由，不干涉，不給壓力。中國80後找對象或結婚，似乎必然牽涉到有房有車，否則沒面子。沒面子的究竟是誰？

我至今仍然無法了解到中國80後真正的戀愛觀或婚姻觀，或許根本不存在什麽觀念，他們自身也根本沒有深思過這個問題，只是馬馬虎虎應付家長的壓力而已。看來，圍堵日本80後的大環境稍微成熟一些。

我知道中國80後始終在掙扎、折騰，這一群體是需要社會廣泛人士關懷的。從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角度來說，如何培養年輕人，並使得他們健康、活躍地成長下去必將成為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

2010年11月20日淩晨3時，我從東京羽田回到北京首都機場。在日本待了6天，采訪了在橫濱舉辦的APEC會議，然後轉到東京參加了若干電視節目談論中國問題，開了多得數不清的會議，這些天的睡眠時間合起來恐怕不到15個小時。

打出租車，回到家簡單處理點事，入睡時已經4點半了。我一般不定鬧鐘，把自然醒視為健康，但這一天定了，怕“第二天”睡過頭起不來。

7時，鬧鐘準時響了，我慢慢反應，沈重的身子勉勉強強地動起來，刷牙、洗澡、換西裝，7點半出發。當然，北京這一“堵城”永遠不會令人放心。還好，8點半到了，北京的冬天比東京冷，除了西裝外，我也穿了一件黑色皮夾克。

11月20日9時，我受邀出席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第四屆高校間模擬聯合國大會”，做了5分鐘的嘉賓致詞。其他嘉賓還有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公共事務官員許楠女士等。我平時通過參與各種社會或言論活動表達自我，促進交流，其最核心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幫助我的晚輩們——不管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能夠更加健康，充滿信心地走向社會、面對人生、創造未來。這一點與我必須通過寫作和評論影響決策層、領導人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意義。

我在北大上大一的時候曾參加過模擬聯合國活動，但因為任務太重、水平不足、不夠積極，導致中途受挫。我說：“學生時期的積累和實踐很重要，大家應該主動創造條件讓自己不斷提問題、想問題、答問題。”中國大學生把聯合國模擬得相當完美，甚至過於完美，就顯得有些不新鮮了。我說：“一切創新都從模仿開始。你們把聯合國的遊戲規則模仿好、體現好是重要的，在具體討論上卻不該不受政治、體制等約束。”

我把核心觀點講清楚了，基本完成任務了。學生們應該風暴頭腦，沒有必要拍所謂專家學者的馬屁，那些中年人士本來就是公認的既得利益者，不值得大學生去追蹤、模仿。從純學術討論的角度，本來就沒有對錯和好壞，我們拼的不過是說服力。

“今天國際關系學者都不看好聯合國，說它的作用不大，無法代替現實中的權力政治。國際社會本來就是無政府狀態。但我們是年輕人，不需要太多次被洗腦，這次完全可以討論如何把聯合國這一世界上唯一具有權威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國際組織提升到‘世界政府’的進程和指標，憑什麽不可以？”

緊接著，我舉了更極端的例子。“我前段時間在日本聽到早稻田大學的一位著名學者就尖閣諸島和釣魚島問題的解決辦法提出了‘共同主權’的概念，中日雙方政府站在自己的立場是肯定不接受的。但他是從學術的角度提出，努力去擴大並深化政策討論的框架，憑什麽不可以？”

積極實踐、風暴頭腦對於大學生提高能力以及高校豐富學術空間發揮著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大學生的學術交流活動對一個國家社會的政策環境也帶來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我跟來自全國各地——北大、清華、人大、二外、南開、哈爾濱工業、大連外國語、中國傳媒、上海外國語、西安外國語、華中農業等高校的青年才俊們分享我剛剛在APEC會議上所體悟的心得。“這次，胡錦濤主席和菅直人首相舉行了中日首腦會談，這是相當不容易的，這為接下來的中日關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但這絕不僅僅是兩國政府自上而下加強溝通，而更多的是各界人士強烈渴望首腦外交能夠為民間交流做好鋪墊，並向政府施壓的結果，其中也包括大學生之間的交流。”

我也介紹了我於2005年創辦的東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互訪交流項目“京論壇”，為當時的安倍晉三首相的破冰之旅起到了重要作用。後來，我每年把會議成果向兩國高層匯報，他們則耐心傾聽，並鼓勵大學生對國家政治和經濟外交建言獻策。

我向模聯組委會的工作人員打聽了為主辦會議所需要的資源。我了解到，為前期準備他們實際上付出了不少自己的錢，學校方面只是提供了場地、思想指導以及行政支持。我也曾為“京論壇”跑過贊助，相當困難，經常讓我崩潰，社會人士往往不看好這些學生論壇。

從工作人員給我的會議手冊上找到了一段話：“在模聯裏我們明白了什麽是青年的責任，我們學會了思考與承擔並為之奮鬥。模聯教會了我們用國際化的視野看這個世界，作為新一代的大學生，我們的眼光早已越過了國界，我們是國際舞臺的舞者，現在是，將來亦然。模聯，我們一次參與，卻終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