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來回憶一下，出自同一源頭的德國哲學精神，靠了康德和叔本華，如何造成一種可能，通過證明科學蘇格拉底主義的界限，來摧毀它的洋洋自得的生活樂趣；又如何通過這一證明，引出了一種無限深刻和嚴肅的倫理觀和藝術觀，它可以直接命名為酒神智慧。德國音樂和德國哲學的統一，這奧妙除了向我們指出一種惟有從希臘先例約略領悟其內容的新生活方式，又指出了什麼呢？因為對於站在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分界線上的我們來說，希臘楷模還保持著無可估量的價值，一切轉變和鬥爭也在其中顯現為經典的富有啟示的形式。不過，我們好像是按照相反的順序經歷著類似於希臘人的各重大主要時代，例如，現在似乎是在從亞歷山大時代倒退到悲劇時代。同時，我們還感到，在外來入侵勢力迫使德國精神長期在一種絕望的野蠻形式中生存，經受他們的形式的奴役之後，悲劇時代的誕生似乎僅意味著德國精神返回自身，幸運地重新發現自身。現在，在它歸鄉之後，終於可以在一切民族面前高視闊步，無須羅馬文明的牽領，向著它生命的源頭走去了。它只須善於堅定地向一個民族即希臘人學習 ，一般來說，能夠向希臘人學習 ，本身就是一種崇高的榮譽和出眾的優越了。今日我們正經歷著悲劇的再生，危險在於既不知道它來自何處，也不明白它去向何方，我們還有什麼時候比今日更需要這些最高明的導師呢？

二十

但願有一天，一位鐵面無私的法官將做出判斷：迄今為止，在哪個時代，在哪些人身上，德國精神最努力地向希臘人學習 。如果我們有充分的信心認為，這一榮譽理應歸於歌德、席勒和文克爾曼文克爾曼(JohannWinckelmann，1717-1768)，德國考古學家、藝術史家，對於希臘藝術的普及和新古典主義的興起有重大影響。的無比高貴的啟蒙運動，那麼，必須補充指出，從那個時代以來，繼啟蒙運動的直接影響之後，在同一條路上向文化和希臘人進軍的努力卻令人不解地日漸衰微了。為了不致根本懷疑德國精神，我們豈不應該從中引出如下結論：在一切關鍵方面，這些戰士同樣也未能深入希臘精神的核心，不能在德國文化和希臘文化之間建立持久的情盟？於是，無意中發現這個缺點，也許會使天性真誠的人們感到沮喪，懷疑自己在這樣的先驅者之後，在這條文化道路上能否比他們走得更遠，最後能否達到目的。所以，我們看到，從那個時代以來，人們在判斷希臘人對文化的價值時疑慮重重，混亂不堪。在形形色色學術和非學術營壘裏，可以聽到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論調。

在別的地方，又說些全無用處的漂亮話，用“希臘的和諧”、“希臘的美”、“希臘的樂天”之類聊以塞責。甚至在理應以努力汲取希臘泉源來俾益德國文化為其光榮的那些團 體裏，在高等教育機關的教師圈子裏，至多也只是學會草率和輕松地用希臘人滿足自己，往往至於以懷疑論態度放棄希臘理想，或者全然歪曲一切古典研究的真正目的。在那些圈子裏，倘若有誰未在精心校勘古籍或繁瑣訓詁文字的辛勞生涯中耗盡精力，他也許還想在掌握其他古典的同時“歷史地”掌握希臘古典，但總是按照今日有教養的編史方法，還帶著那麼一副居高臨下的神氣。

所以，既然高級學術機關的真正文化力量從來不曾像在當代這樣低落薄弱，既然“新聞記者”這種被歲月奴役的紙糊奴隸在一切文化問題上都戰勝了高級教師，後者只好接受業已常常經歷的那種變形，現在也操起記者的語言風格，帶著記者的那種“輕松優雅”，像有教養的蝴蝶一樣翩翩飛舞，--那麼，當代這班有教養人士，目睹那種只能以迄今未被闡明的希臘精神至深根源作類比理解的現象，目睹酒神精神的復蘇和悲劇的再生，必將陷於如何痛苦的紛亂呢？

從未有過另一個藝術時代，所謂文化與真正的藝術如此疏遠和互相嫌惡對立，如同我們當代所目睹的這樣。我們明白這樣一種羸弱的文化為何仇恨真正的藝術；因為它害怕後者宣判它的末日。可是，整個蘇格拉底亞歷山大文化類型，既已流於如此纖巧衰弱的極端，如同當代文化這樣，它就不應當再茍延殘喘了！如果像歌德和席勒這樣的英雄尚且不能打開通向希臘魔山的魔門，如果以他們的勇於探索尚且只能止於眷戀遙望，就像歌德的伊菲革涅亞伊菲革涅亞(Iphigenia)，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之女，特洛亞戰爭前夕，曾被其父獻祭，獲免後淪落到陶裏斯當祭司。從荒涼的陶裏斯隔洋遙望家鄉那樣，那麼，這些英雄的後輩們又能希望什麼呢，除非魔門從迄今為止一切文化努力尚未觸及的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突然自動地向他們打開--在悲劇音樂復蘇的神秘聲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