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筆者大致讚同黃文的如下觀點：抗爭的戲劇性及其新聞價值，以及行動者規模，是抗爭效果的決定因素；“影響表演式抗爭最終效果的是表演的‘勢’”，即表演者的道德勢能（故事情理）、身份勢能（弱者易引發同情）、政治勢能（表演群體的規模）。

誠然，事件的戲劇性、訴求本身的性質以及抗爭規模，使得表演式抗爭或規模上氣勢恢宏，或情理上打動人心；表演的公開性使本身作為背後的議論和批評的“隱藏的文本”部分成為“公開的文本”，客觀上構成了一種政社或官民對話的壓力與機會。然而，我們不應忘記或輕視“觀眾”因素對表演效能的重要影響，演出效果與兩者都有關。正如美國學者塔羅所言：社會矛盾引發的斗爭其“結果取決於它們的廣度和社會精英及其他群體的反應”［15］。亨廷頓也強調，政治參與將受到政治精英態度和領導者選擇的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16］在政府一貫強勢的中國情境中，具體官員的態度與倫理自覺以及政治體制結構，才是決定表演效果的重要因素。與其說是成效源於“表演者勢能”，不如說是源於“觀眾潛能”。具體而言，通過表演以達到訴求目的有賴於中國特色的“壓力型體制”以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壓力型體制”是中國集權體制的表現，地方各級官員的政績考核、待遇安排、升遷機會等核心資源主要掌握在“上面”，上級擁有地方民眾所不擁有的對官員進行

處理的權力，民眾維權的途徑由法律規定到現實操作發生了體制化的“折射”而變得曲折起來，即民眾往往需要通過影響上級從而間接地影響本級政府行為。公開的表演尤其是經由大眾傳媒無限放大的表演無疑使大范圍的觀眾知曉，從而產生“被感動的”上級幹預下級事務以使民眾獲得救濟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未上訪的上訪”，它將體系外的政治訴求轉化為體系內的行政壓力，依附更高的權力成為弱勢群體最現實和最有效的維權手段。另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表演式抗爭取得效果的憑借因素。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一貫秉持“為人民服務”、“人民當家作主”、“要看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等親民意識形態。當戲劇性的表演展示出官方所作所為與其標示的意識形態明顯不一致時，展示出民眾所求不能得到答復和解決的無奈與辛酸時，政治的諷刺與警示意義也就凸顯出來。對於這種半正式卻又是真誠的民間呼喊，較高層級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更為敏感，從大局出發更易采取相關補救行動。同時，民眾的心聲表達也使部分官員產生反思性的倫理自覺與感情互通，或者頓感臉上無光，有可能采取及時的行動來查漏補缺。

粗略統計以上發生的各起表演式抗爭的結果，令人稍感欣慰。許多表演都得到了“觀眾”的同情與支援，恰恰表明了中國國家—社會關系的松動與活性發展前景。然而我們還應看到，畢竟仍有一些問題未得到解決，且此種啟動政策議程的代價過高。表演也易使人們產生“審美疲勞”，這要求民眾成為更“專業的表演藝術家”。這種表演是悲喜交加、哭笑不得的正劇，是“戴著鐐銬的舞蹈”。雖然，最後往往由對抗劇變為和諧劇，由悲劇變為喜劇，但是，在喜劇表象的一笑而過後卻余下對悲劇內質的深深反思。

公開表演作為一種“弱者的武器”和“大眾的反叛”，對政治體制的信任度、合法性會有“日蝕”式的損傷。與其讓公民絞盡腦汁、動用資源地抗爭，不如落實和拓寬利益表達渠道與博弈程序空間。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具有明顯的與時俱進的政治品質，高層也有相當的憂患意識。抗爭往往會引發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進，但其顯然還需更加制度化與層次提升，問題的解決應從隨機型到常規型，從政策型到制度型，從個案型到普遍型。具體而言，須從最低層次的具體訴求的滿足與矛盾的解決，上升到較高一層即相關政策產出的改變，再高一層是政策制定過程的開放與民主，再高一層是體制層面的修正與部分突破，如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改進等。如果政治系統充分開放和制度績效明顯提升的話，表演的必要性也將大大減弱，“戲劇性時代”也將戲劇性地式微，從而完成這一獨特的政治“美學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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