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女人搖了搖頭。

“他不夠高。”她說。

“我個人認為……”那個男人又開始說話，可他老婆根本不搭理並自顧自地往下說。

“他需要風度。我們一起去參加晚會的時候他是那樣掉價。我希望他能高一大截。”

“很好。”卡朋特大夫說，“這很好辦。我給股骨續上六英寸就夠了。到時候他坐在桌邊還是會有點顯矮，不過那沒有多大關系。當然，為了比例勻稱，你的手臂還得延長一點兒。順便問一句，”他補充說，好像他又有了一個新的想法，“你玩高爾夫球嗎？”

“我嗎？”病人說，他的臉第一次明顯地露出一點活力。“我是不是還玩別的？我每天都玩高爾夫，不過也許你難以相信，我幾乎是俱樂部玩得最糟的。比如昨天吧，我在打那個遠洞時失手了，本該三桿打四百八十碼，在球場的右邊，從那里擊球——可我竟然多打了七桿才進洞。七桿呀！你能打得更好吧？”

“我可以告訴你，”醫生說，“要是你對自己的高爾夫球技術不滿意，那麽在給你的手臂整型的時候，我會做點什麽來提高你的球技。”

“是嘛，要是你能做到，我願為此付你一千塊，”那個男人說，“你認為你能做到嗎？”

“等一會兒，”醫生說。他走進鄰近的一個小電話間。他所說的話和對方對他說的話，無論是沃雷斯先生還是他老婆都能聽見。無論是現在還是在烏托邦，行醫行當的具體操作過程都是不如其最後成果那麽高貴的。在撥了電話號碼之後，諸如下面的對話在這一行當是常常能聽到的。

“我是卡朋特大夫。你昨天得到的那個蘇格蘭職業高爾夫運動員怎麽樣？全用掉了嗎？”

“等一等，大夫，我得問一問……還沒有，他們說還沒用掉多少。你是想要他的大腦嗎？”

醫生笑了笑：“不，謝謝。我想要他的左手的前臂。我的一個顧客不惜代價，願出一千塊的高價。好，多謝。”

“都安排妥了，”醫生說，“我可以給你安一個高爾夫校正器。現在我們可以談其他項目了吧，呃？”

“可有一個毛病，”他老婆說，“我最希望你幫他改一改，比任何其他東西都要緊。約翰總是羞羞怯怯的，不敢登臺面。他總是不能很好地表現自己。”

“噢，得了，得了，朱妮！”那個男人含含混混地反對說，“我身上沒什麽可表現的。”

“行了，我猜呀，”那個女人繼續說，“約翰有一種人們所謂的‘自卑情結’。是這樣叫嗎？你能不能對他的大腦動動手術，去掉這種情結呢？”

卡朋特大夫微微一笑。

“那毛病不在他的大腦里，沃雷斯夫人，那是他的分泌腺的問題，沒有比改變它更容易的了。只是有一點點難處，這樣做的唯一的危險是有可能矯枉過正。”

“沒關系，”那個女人說，“那對他不會有害處。他需要著哩。”

犯不著為後來幾個星期沃雷斯先生所接受的“治療”的細節浪費筆墨，那太不恰當了。諸如此類該由醫療技術著作去大書特書。即便是現在，我們就已傾向於讓那一切不明不白了，在未來的世代里，習俗會對再造手術的過程表示進一步的默認。今天的治療是在暫時麻醉的條件下進行的，將來可不一樣，麻醉是持續的、長期的，這會使治療這一行當以完全不同的面孔出現。到那時，由於連病後康復都是在麻醉狀況下進行的，因此病人——按慣常說法稱之為顧客更準確些——從進再造院（以前叫醫院）到最後出院，對什麽都不知道。這麽一個顧客若是聲稱他“覺得完全變了一個人”，那比現在的病人這麽說更加實在。

無需贅述，反正在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沃雷斯夫人接到醫院的電話，說是“他的腿做好了”。不久又有一個電話來問她：“他的八字胡怎麽辦？您是想保留它們還是想把它們永遠刮掉呢？”

在這種背景下，當經過徹底翻新的約翰·沃雷斯再次登門拜訪的時候——從他的第一次來訪到現在已有六個星期——卡朋特大夫壓根兒一點都不吃驚。他絲毫不驚奇地發現沃雷斯先生與先前判若兩人，簡直叫人認不出來了。站在醫生面前的已是一個高高大大的漢子，他身材魁偉不凡，臉刮得幹乾凈凈的，顎骨方正有力，一看便知是一個果斷有力、富於個性的人。

“是沃雷斯先生！”卡朋特大夫終於認出了是誰，禁不住叫了起來。

“沒錯，”那個男人說，同時熱情而有力地握住醫生的手，“不過這個名字太小氣了，我不太喜歡它。”

“你感覺怎麽樣？”醫生問道。

“很好，”沃雷斯回答說，“我剛剛從高爾夫球場來。我出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那兒去。你不知道吧，我只用了不到四十桿就打完了全場，而那個遠洞我只打了四桿——你相信嗎？——只比標準桿數多打一桿。當然休息和治療幫了我的手臂一個大忙。”

“當然，”醫生重復說。

“不過，事實上，我覺得我在高爾夫球方面還是有點天賦的。你知道，無論怎麽說，在高爾夫球方面大腦和膂力是同樣重要的。不過我此次拜訪不是為了談這個，只是想表達我的衷心感謝並請你在百忙中把賬單寄給我——寄給我本人，個中原因你是清楚的。”

“可是，”卡朋特醫生說，“我想沃雷斯太太希望由她來支付，不是嗎？”

“沒那事兒，”那個客戶笑了笑，“我才沒那麽傻哩！要是她付了錢，那她就獲得了某種債權，從法律上講是如此，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