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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本應是愉快的團聚生活的開始，然而現實攪碎了這個好夢。我們一貧如洗了。阿爾奇給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職位已被另一個年輕人取代了。當然，我手頭還有可從祖父的遺產中提取的進款，我們可以靠這一百鎊年金過活。可是阿爾奇不願動用積蓄。他得找個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趕在付房租、保姆的傭金以及每周的食品賬單之前。找工作並非易事一一事實上甚至比戰爭剛結束時更難。幸運的是，如今我對那段艱難的日子的記憶已淡漠了。我只記得日子過得不舒心，因為阿爾奇整日愁眉苦臉，他不是那種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記得他在我們才結婚時曾警告我說：「記住，我不是個完人，假如景況不佳，我會手足無措的，我不喜歡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們鬱鬱寡歡，萎靡不振。」

我們明知冒險，可滿足於試試機會。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認現實：享受的日子過去了，該是懷著焦慮、沮喪的心情付錢的時候了。我覺得自己也無能為力，因為不能給阿爾奇一點幫助。我告誡自己要一起共度難關。我一開始就承受著他每天的脾氣暴躁或緘默和憂鬱。我要想高興高興，他就說我對嚴重的處境無動於衷；我要臉色不好，他就說我「拉長臉也沒用。你知道後果如何？」似乎我做什麼都不對。

最後，阿爾奇不容商量地說：「喂，我想你惟一能起點作用的就是趕快離開這兒。」

「趕快離開這兒？去哪兒？」

「不知道。去寵基家——她會歡迎你和羅莎琳德去。或者回家找你母親去。」

「可是，阿爾奇，我想和你呆在一起；我想分擔些因難——難道不行嗎？我們不能一起分擔困難嗎？我不能幹點什麼嗎？」現在也許我會說：「我去找個工作。」可是，在一九二三年連想說說找工作都不可能。一次大戰中有婦女輔助空軍隊，或者去軍工廠和醫院找份工作。但這些都是臨時性的；政府部門不招募女工作人員。商店職工過剩。但我仍堅持己見，不同意離開。我至少能洗衣做飯。我們辭掉了傭人。

我很少言語，不去打攪阿爾奇，這似乎是我對他有所幫助的惟一態度。

他來往於金融機構，去見每一個或許了解哪兒需要僱員的人。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儘管不太滿意。

我努力靜下心來寫點東西，因為我覺得這樣做多少能嫌點錢。我還沒想以寫作為生。在《隨筆》中發表的短篇小說鼓舞了我；那種錢來得實實在在。那些短篇小說被人買去了版權，付了鈔票，錢已花掉了。我坐下來著手寫另一部書。

週遊世界之前，我們去貝爾徹家吃飯。他曾鼓勵我寫部以他的家米爾莊園為背景的偵探小說，「《米爾莊園的秘密》，這個題目相當不錯。你覺得如何？」我表示同意，並說《米爾莊園的秘密》或《米爾莊園謀殺案》做題目都不錯，我會考慮他的建議的。週遊世界時，他時常談起這件事。

「告訴你，你如果寫《米爾莊園的秘密》，得把我寫進去。」他說。

「我想沒法把你寫進去。我對真人真事無能為力，書中人物只能靠想像產生。」我回答他。

「胡扯，我不在乎是不是像我，可我只想在偵探小說中充當一個角色。」

他不時地問道：

「你那本書動手了嗎？是不是有我？」

有一次，我們說惱了，我說：

「有你。你是個冤死鬼。」

「什麼？你說我是被謀殺的傢伙？」

「對。」我說，心裡直好笑。

「我可不想做冤死鬼，」貝爾徹說，「我不會是冤死鬼——我要當謀殺犯。」

「你怎麼要當謀殺犯？」

「因為謀殺犯在書中總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你得把我寫成謀殺犯。阿加莎——明白嗎？」「我明白你想做一個謀殺犯。」我一字一頓地說。最後，我一時妥協，答應把他寫成謀殺犯。

在南非時，我就構思了情節。我打定主意再次把書寫得更像部驚險小說，而不是偵探小說，書中包括大量有關南非景色的描繪。我們到南非時，那兒正面臨著革命的危機，我寫下了一些有用的細節。我把我的女主人公描繪成一個歡快、富於冒險精神的年輕姑娘，她是個孤兒，離家外出冒險。

我試著寫了——兩章后，發現如果圍繞貝爾徹展開故事要講得動人真是難上加難。寫到他總帶有主觀看法，把他寫成一個十足的笨蛋。突然我腦中冒出一個想法，這本書用第一人稱寫，分別由女主角安娜和反面人物貝爾徹輪流講述故事。

「我相信他不願當個反面人物。」我懷疑地問阿爾奇。

「給他加上個什麼頭銜，」阿爾奇建議道，「我想他會喜歡的。」

於是他被命名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而一旦我讓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述他的故事，人物就變得栩栩如生了。他當然並非貝爾徹，但他言談中夾雜著貝爾徹的口頭禪。講述著貝爾徹的某些經歷，他也善於吹鬍子瞪眼，書中活現了一個狂妄而有趣的人物。很快，我忘掉了貝爾徹，好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己在寫小說。這大概是我惟一一次把我熟悉的人寫進書中，我覺得並不成功。貝爾徹沒有活起來，可是被稱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人卻被賦予了生命。我突然發現這部書的寫作充滿了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