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加強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整體性研究，有助於“東南亞學”研究的深化與拓展。近年來，隨著中國快速發展與東南亞各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和外交關係，“東南亞學”愈益受到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因此，加強對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中華商會的研究，不僅可以清晰地厘清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脈絡，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交往和錯綜複雜的關係，對深入考察中國與它們之間的經濟互動與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義。 

其四，中華商會是研究華商網絡的重要透視點，有助於豐富“亞洲經濟圈”的研究。中華商會不僅提供地區性的商人整合方式，也是跨區域合作的重要組織平臺。因此，可以藉此考察南洋華商在東南亞諸國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也可考察華人經濟圈的運行，更可由此討論南洋華商之國家認同、群體心態及與國內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互動，討論其在區域化及全球化中的角色。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還有助於剖析東南亞經濟社會現代化快速發展的原因，對打破“歐洲——西方中心論”，重建近代亞洲史實這一重大學術關懷也大有裨益。 

近現代南洋中華商會研究亦具現實關懷和應用價值。南洋中華商會研究課題組是期望通過史料的發掘和整體性探討，完成關於南洋中華商會的通史論述。這既是對中華商會的歷史發展及其在今日全球化中角色的學術總結，也可以為中華商會在今後的發展提供經驗與教訓。對東南亞諸國政府而言，中華商會既立足於當地，同時也運用華人的經濟與社會網絡，服務於所在國家及區域范圍內的社會進步。區域和全球范圍內的合作固需政府之間消除歧見，精誠合作，而民間的社會經濟力量及其自主發展也十分重要。 

對國內來說，過去對於海外中華商會了解不足，實際上制約了國內工商界參與到華商亞洲及至世界經濟圈的主動性。國內的商會制度較為特殊。在1949年後，中國的商會制度被導入黨政體制之中，統戰成為主要職責，而市場服務職能嚴重弱化。在改革開放之後，各地工商聯雖在積極改革，行業協會亦在尋求市場化方向，但商會與工商界之間的聯系仍是重政治輕經濟的局面。工商聯的代表力和執行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而在區域及全球化的經濟競爭與合作中，中國仍十分欠缺民間自組織的社會力量。如何通過穩妥的制度建設與政治改革，恢復國內商會、行業協會的市場活力，不僅需要回顧既往，也要放眼海外，科學總結商會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中國的工商界也需要加強聯合，增強與海外的聯系，擴展自身的社會經濟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