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鐘，我出家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家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63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只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了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了的人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號，那曾是鄭和的宅邸。後來不知怎地，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爺”演變成了“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旋轉舞臺，讓人眼暈：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後來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爐煉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

我和馮伯伯應該是73年以後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了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主黨派全歇菜了，翻譯刊物也關張了，馮伯伯成了大閑人，百無一用；他為人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於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餘；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里，為了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面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著樓角，想必冬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兇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MBA。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就看中了臺上的鄭安娜。他們於1938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才結婚，不搞翻譯才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幾乎都是她來開門，向客廳里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系圍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幹不完的家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幹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隻眼瞎了，另一隻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於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薦給周恩來的，在全國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