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4年1月21日，郭益南同陳金興、劉來貴、李德培等176位華人同時就義，成了這塊神聖土地上的烈士。另有周道千、馮炳源、洪康民、何西滿等131位，被囚在納閩島的獄中，一直到光復後，能生還者僅14人。林廷法在事急時，駕船到打維打維去洽討救兵，在回到斗亞蘭港口時遇難，同時受害者還有張景壽、 張培仁等人。

這場義舉，犧牲的生命有千餘人，亞庇五哩半地方被殺者有176人，三哩獄中慘死的有二百多人，納閩獄中死了116人，浮羅加牙死了幾十人，風車路一帶被害者三百多人， 因避禍逃匿深山中死在土人手中，或疫痢而死亡的一百多人，當地土著民族被日軍捕殺者有四百多人；日軍又繼續搜捕各地華人，特別是青年，前後被冤殺的華人有二千多人；至於華人的財產損失，更是無法估計。因為發動這場義舉後，全島都受震動，各地都山崩川潰地來響應，都因為準備不足，外無援兵，內無實力，都在日軍以巨石壓卵的形勢下，一一遭受慘痛的犧牲，但是沙巴神山的怒氣噴不出，而深深地抑蘊在里面。

光復後，公立一個抗日烈士墓在中國寡婦山的山麓，成了華人正氣的象征。至於那位華人領導者郭益南，為廣東揭陽人，是1921年誕生在古晉，1941年在亞庇行醫，殉難時，卻是一位23歲的有為青年。

說到沙巴的「古達」，華人很早在那里作了家鄉，所以，在1905年清代的光緒末葉，老山芭就開辦了樂育小學，西瓜地就開辦了華僑小學。郭益南在1943年的3月間，曾派鐘學翔、鄧學強等，到了古達推動抗日，並且組織遊擊隊，有鐘武賢、鐘華雄、鐘運祥等十位加入，即推鐘武賢為領導。

8月9日，郭益南從打維打維與美軍聯絡好，再回亞庇時，是經過古達的，領有十三艘蘇祿的打漁船，船底暗藏著軍械，而上面覆蓋著白糖，表面上是賣白糖的。這些「糖船」先泊在距離古達廿哩外的知加甲板，用「賣糖人」的身份，由郭元發兄弟二人領郭益南上了岸，秘密商量組織遊擊隊，華人加入的很多，就任鐘武賢為隊長，湯覺塵為參謀，分路召集隊員，共得百餘人。

因為亞庇的「雙十起義」失敗，消息到了古達，遊擊隊只好暫時停止活動，在日軍嚴密的偵查下，鐘武賢等七人被抓，到1944年的3月間受害。

古達，本是在1942年2月6日被日軍佔領的，當時的中華商會會長曾信遠，就避難到深山中；一直到1945年春，盟軍反攻，轟炸也越來越激烈，他就同陳德目兄弟與林受金，一起商量趕走日軍的計劃；舉曾信遠作領導，先去打維打維島同盟軍聯絡，蘇亞力中校就發給他們槍械，設立遊擊總部在洛加巴士，積極秘密召集隊員。那年的四月間，澳軍在結彭安登陸，曾信遠就去見澳軍的總指揮乞士特中校，並要求澳軍進攻洛加巴士，建立電報通訊站和空軍的降落站；部隊就歸乞士特指揮，曾信遠任副官，因為定了這一著，日軍恐懼在古達受盟軍與遊擊隊的夾攻，只好在七月中，從古達全面撤退。

那位陳德目，在1945年的2月25日，想不到會在途中，遇了二個日軍，把日軍殺了，獲得一面日旗，到了打維打維島，見過蘇亞力中校，帶回手提機關槍一支，步槍二支，手榴彈廿五枚；在3月15日那天，有六個日軍從山打根乘船經過毛剎，恰巧盟軍的飛機來空襲，一個日軍守在船上，五名日軍到華人白明珠的店中來躲，陳德目、吳甘樹、馬生等都把他們解決了，當時，華人和杜孫族加入遊擊隊的有好幾千人。

7月14日，陳德目引澳軍的降落傘部隊，並帶領遊擊隊，像怒潮一樣，重卷上了岸頭，把日軍一起吞沒，而失去了的古達又回到溫暖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