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阿來《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章 荷（上）
阿來《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章 荷（下）


荷的確是植根於中國人意識很深的植物。

“釋氏用為引譬，妙理俱存。”這是李時珍說過的話。意思是說，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變為一種象征。《華嚴經》中詳說了蓮花一荷花的另一叫法一一“四義”“一如蓮華，在泥不染，比法界真如，在世不為世汙。二如蓮華，自性開發，比真如自性開悟，眾生諾證，則自性開發。三如蓮華，為群蜂所采，比真如為眾聖所用。四如蓮華，有四德：一香、二凈、三柔軟、四可愛，比如四德，謂常、樂、我、凈。”其象征意義都說得再清楚不過。李時珍在他的藥典《本草綱目》也離開對於植物藥用價值的描述，按自己對荷的種種生物特性生發出更具體的象征：“夫蓮生卑汙，而潔白自若；南柔而實堅，居下而有節。孔竅玲瓏，紗綸內隱，生於嫩弱，而發為莖葉花實；又復生芽，以續生生之脈。

四時可食，令人心歡，可謂靈根矣！”

到了北宋，周敦頤《愛蓮說》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與中國君子的人格密切聯系起來：“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算是對荷人格寓意的最後定性。

這不，一位當奶奶的領著孫子從我背後走過，我也聽到她對孫兒說其中那個差不多人人知道的短句。可惜，說完這句她就登上舊城墻邊的涼亭，用蒼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紅歌了。

我避開這個合唱團，去園中的楊升庵祠。

這座園子，在明代時，是新都出了當朝首輔又出了楊升庵這個狀元的楊家的花園。看過當地的一些史料，考證說，這個園子的水面上，早在唐代時就種植荷花了。所以叫桂湖，不叫蓮湖，是因為後來由楊升庵親自在這荷塘堤岸上遍植了桂花。現在；不是桂花飄香的節令，只有荷塘上漾動的馨香讓人身心愉怡。但懷想起這個園子當年的主人楊升庵，卻不免心緒復雜。

升庵是楊慎的別號。楊慎生於公元1488年，明正德六年狀元，人京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學士。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月，明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沒有親生兒子，便由他堂弟朱厚璁繼位，是為世宗。世宗當上皇帝，要讓生父為“皇考”。楊升庵的父親，時任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也就是新皇帝應尊武宗之父為皇考，現任皇帝的生父只能為“皇叔考”。這麽一件皇帝家里並不緊要的家事，釀成了明史上有名的“議大禮”之爭。一個國家的權臣與文化精英為這件屁事爭了整整三年。明世宗朱厚璁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的侄子。因武宗無子，這朱厚璁才繼承皇位。

按照封建王朝舊例，即所謂“禮”，朱厚璁應視為明孝宗的兒子，尊稱明孝宗為“皇考”，而只能稱自己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父”或“皇叔父”，絕不能稱為“皇考”。多數大臣，包括楊廷和、楊升庵父子的意見都是這樣。但也有少數阿諛拍馬的大臣認為朱厚璁是人繼大統不是人嗣為人後，故應稱本生父為“皇考”，而稱明孝宗為“皇伯考”。朱厚璁自然非常贊同後一種意見，並責問楊廷和等人說：“難道父母可以移易嗎？”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楊升庵鼓動百官，大呼：“國家養士一百三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反對派二百多位官員，跪伏哭諫。嘉靖皇帝大怒，把一百三十四人抓進牢獄，廷杖了一百八十多人，也就是當眾扒下褲子打屁股，當場就有十七人活活被打死。楊升庵也在十天中兩次被廷杖，好在命大，又死而復蘇。後與帶頭鬧事的另外七人一道，受到編伍充軍的處治，被貶逐到雲南永昌（今保山）稟持儒家精神的傳統知識精英，常把大量的精力甚至生命浪擲於對封建制度正統（“禮”）的維護，其氣節自然令人感佩。但在今人看來，皇帝要給自己的老子一個什麽樣的稱號，真不值得楊升庵這樣的知識精英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在家天下的封建體制中，知識精英為維護別人家天下的所謂正統的那種奮發與犧牲，正是中國歷史一出時常上演的悲劇。這個悲劇不由楊升庵始，也不到楊升庵止。他們這樣地義無反顧，如此地忘我犧牲，真是讓人欷鋦鋅。頂著烈日，站在楊升庵塑像前，心里卻冒出幾個字：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