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章 荷(中)

荷的確是植根於中國人意識很深的植物。

“釋氏用為引譬,妙理俱存。”這是李時珍說過的話。意思是說,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變為一種象征。《華嚴經》中詳說了蓮花一荷花的另一叫法一一“四義”“一如蓮華,在泥不染,比法界真如,在世不為世汙。二如蓮華,自性開發,比真如自性開悟,眾生諾證,則自性開發。三如蓮華,為群蜂所采,比真如為眾聖所用。四如蓮華,有四德:一香、二凈、三柔軟、四可愛,比如四德,謂常、樂、我、凈。”其象征意義都說得再清楚不過。李時珍在他的藥典《本草綱目》也離開對於植物藥用價值的描述,按自己對荷的種種生物特性生發出更具體的象征:“夫蓮生卑汙,而潔白自若;南柔而實堅,居下而有節。孔竅玲瓏,紗綸內隱,生於嫩弱,而發為莖葉花實;又復生芽,以續生生之脈。

四時可食,令人心歡,可謂靈根矣!”

到了北宋,周敦頤《愛蓮說》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與中國君子的人格密切聯系起來:“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算是對荷人格寓意的最後定性。

這不,一位當奶奶的領著孫子從我背後走過,我也聽到她對孫兒說其中那個差不多人人知道的短句。可惜,說完這句她就登上舊城墻邊的涼亭,用蒼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紅歌了。

我避開這個合唱團,去園中的楊升庵祠。

這座園子,在明代時,是新都出了當朝首輔又出了楊升庵這個狀元的楊家的花園。看過當地的一些史料,考證說,這個園子的水面上,早在唐代時就種植荷花了。所以叫桂湖,不叫蓮湖,是因為後來由楊升庵親自在這荷塘堤岸上遍植了桂花。現在;不是桂花飄香的節令,只有荷塘上漾動的馨香讓人身心愉怡。但懷想起這個園子當年的主人楊升庵,卻不免心緒復雜。

升庵是楊慎的別號。楊慎生於公元1488年,明正德六年狀元,人京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學士。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月,明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沒有親生兒子,便由他堂弟朱厚璁繼位,是為世宗。世宗當上皇帝,要讓生父為“皇考”。楊升庵的父親,時任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也就是新皇帝應尊武宗之父為皇考,現任皇帝的生父只能為“皇叔考”。這麽一件皇帝家里並不緊要的家事,釀成了明史上有名的“議大禮”之爭。一個國家的權臣與文化精英為這件屁事爭了整整三年。明世宗朱厚璁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的侄子。因武宗無子,這朱厚璁才繼承皇位。

按照封建王朝舊例,即所謂“禮”,朱厚璁應視為明孝宗的兒子,尊稱明孝宗為“皇考”,而只能稱自己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父”或“皇叔父”,絕不能稱為“皇考”。多數大臣,包括楊廷和、楊升庵父子的意見都是這樣。但也有少數阿諛拍馬的大臣認為朱厚璁是人繼大統不是人嗣為人後,故應稱本生父為“皇考”,而稱明孝宗為“皇伯考”。朱厚璁自然非常贊同後一種意見,並責問楊廷和等人說:“難道父母可以移易嗎?”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楊升庵鼓動百官,大呼:“國家養士一百三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反對派二百多位官員,跪伏哭諫。嘉靖皇帝大怒,把一百三十四人抓進牢獄,廷杖了一百八十多人,也就是當眾扒下褲子打屁股,當場就有十七人活活被打死。楊升庵也在十天中兩次被廷杖,好在命大,又死而復蘇。後與帶頭鬧事的另外七人一道,受到編伍充軍的處治,被貶逐到雲南永昌(今保山)稟持儒家精神的傳統知識精英,常把大量的精力甚至生命浪擲於對封建制度正統(“禮”)的維護,其氣節自然令人感佩。但在今人看來,皇帝要給自己的老子一個什麽樣的稱號,真不值得楊升庵這樣的知識精英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在家天下的封建體制中,知識精英為維護別人家天下的所謂正統的那種奮發與犧牲,正是中國歷史一出時常上演的悲劇。這個悲劇不由楊升庵始,也不到楊升庵止。他們這樣地義無反顧,如此地忘我犧牲,真是讓人欷鋦鋅。頂著烈日,站在楊升庵塑像前,心里卻冒出幾個字: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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