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帶有一種特殊的病毒，一旦發作起來會嚴重致命，但是發病幾率相對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藥，每天這種病毒發作的幾率是0.5%。另外有一種特別針對防治堵截這種病毒而設計的藥，吃下去之後每天病毒發作的幾率，可以降低到0.05%。

現在要問你：你會不會乖乖按照醫生的囑咐每天服藥？尤其如果吃這個藥很貴、又很麻煩的話？

用一種樂觀的方式來考慮：吃了藥，今天99.95%的幾率不會有問題，可是就算不吃藥，今天也有99.5%的幾率能夠平安度過。

99.5%和99.5%，真有那麽大的差別嗎？你真的能感受、體會到這兩個都幾近百分之百的幾率的差別？99.5%，我們一般人不就覺得很安全，不會有事了嗎？

這樣看，你八成不會按時吃藥，至少稍有借口就會省掉一天、兩天，有幾天不吃藥吧！

然而換一個方式看，你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決定。99.5%的幾率，意味著在一千個染有病毒的人當中，每天會有五個人發病死掉。99.95%，則是一萬個染有病毒的人當中，每天有五個人發病死掉。

這裏有兩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時吃藥，一群卻不吃藥，2010年1月1日，兩群各有一萬人，依照這樣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藥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藥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那你還吃不吃藥？

一天一天分開看，幾率沒什麽差別，但累積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還大得驚人。

風險危機最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裏：再怎麽微小的幾率，一旦累積乘以倍數，就變得顯著了。所以短時間的風險評估、控管是一回事；長時間的風險評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還有，個人的風險評估、控管是一回事，眾人團體的風險評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孫中山先生說的："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這句話在風險評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顛撲不破，而且值得反復被強調，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須管理眾人，眾人具備數量的因素，這是政治考慮上無論如何不能遺忘的原則。在我們個人層次看來微不足道的風險，一旦乘以眾人倍數，可就不得了了。

每個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車禍的幾率，微乎其微。沒有任何一個人出門開車或走路時，會去預想：啊，我今天要用什麽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車禍？因為微乎其微，所以絕大部分的人，幾乎是所有的人，都不會做任何事來予以防範。可是道路上有這麽多的人、這麽多的車，數量累積之後，再微小的幾率乘以巨大倍數，就還是會造成死亡車禍出現。

每個人都不會遭遇，但事實上以臺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於車禍中。這樣的情況，比前面舉的吃藥例子，更難讓人自願為了降低幾率而去做些什麽。

就是這種狀況，燭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關照的，是那一整幅眾人的景象。正因為面對那麽小的風險，正常狀況下沒有人會有警覺，沒有人會願意麻煩做些什麽，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會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沒差。"那麽當然也就不可能倚賴個人層次的努力，來控制風險、降低風險。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種"眾數風險"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數字基礎上，降低整體風險。怎麽樣將今年全年一百零三個車禍死亡人數，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為了要減少那屈屈幾個死亡數，很可能要大費周章。要調派警力多抓違規酒後駕車，要購買器材多設置超速照相，要改變規定不準紅燈右轉，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車道的安全島，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島……

很多措施不只花錢，還轉嫁成為大家的麻煩負擔。可以轉彎的路口不能轉彎了，本來不塞車的地方塞車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樣的罰單變多了。

經過這麽多努力，呈現的成果很可能是讓第二年的死亡數字，從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然而這樣的數字，對大多數人是沒有一點點切身感覺的。本來那一百零三人不會是我，當然那多被救活的十三個，也不會是我。這是一般人的感受。

從整體的層次，明顯的風險依然存在，那九十條人命還都是人命，可是從個體的層次看，卻往往只感受到被騷擾、被要求的負擔，感受不到平均下來那樣微之又微的風險降低。於是個體的要求、反抗，就會不斷升髙，影響到整體風險控管的空間。更困難的，是面對尚未真正實現過，但一旦實現後果極其嚴重的風險。核能電廠是最明顯的例子。核能運轉不可能沒有風險，但那風險在短時間內又微乎其微，幾乎可以當成不存在，然把風險幾率乘以長時運轉周期的龐大倍數，一旦意外發生必定釀成大禍，兩項因素相乘，就構成風險控管上最棘手的難題。

要看那微小幾率的一面，因而覺得核能很安全？還是要看那累積放大的倍數，因此覺得核能很危險？還是要看一旦出意外，核能嚇死人的破壞力量，因而覺得核能萬萬要不得？到底怎樣的角度，怎樣的挾擇，才是理性有利的？

坦白說，如果沒有風險的因素，人類組成政府、政府發揮功能的需要，會小很多。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就在看到風險、拿出對付風險的辦法來。

對付風險，是那麽根本的政府責任，卻絕非簡單容易的事。政府的政績，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應該就是在理解風險上有些怎樣的洞見，又具備如何的智慧來處理風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