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社會上，最緊張最棘手的問題，首推巴以關系。1948年以色列建國，飽受壓迫屠殺的猶太人有了自己的國家，可是原本生活在該地的巴勒斯坦人卻就失去了基地，換他們被以色列壓迫欺負了。

半個多世紀，巴以之間有過多少戲劇性的沖突變化，而且後面還牽動了更廣大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敵意，還有被強大猶太遊說力量緊緊拉住的美國政治考慮。從1948年到現在，我們可以明確指出一個時間點，巴以關系最接近得到和平的機會。那是2000年在美國戴維營，美國總統克林頓及其中東特使穿梭奔走，以色列攤出了和平條件——巴勒斯坦承認以色列國家地位，放棄暴力手段，以色列取得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區約百分之五至十的土地，換相當於該區百分之三的其他土地給巴勒斯坦，那麽以色列就從西岸及加沙走廊撤軍，將該區交由巴勒斯坦當局管理。

這實質上已經是提出了巴以兩國並存的方案了，間接承認巴勒斯坦建國，而且把巴以國界都劃出來了。巴勒斯坦付出的代價，只是西岸大約百分之二至七的土地，換來以色列軍事統治落幕。如果能如此安排，兩國和平相處的幾率大增。

可是在那個關鍵時刻，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並未依照美國期待的，把握機會簽署和議，而是拖延不置可否，然後在離開戴維營後，拒絕了這項條件交換。

克林頓失去了解決中東危機的歷史名聲，以色列總理巴拉克輸了國內選舉，強硬派擡頭，悍然收回了原本擺上談判桌的條件，進而關閉了和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談判的管道。

很多了解事情來龍去脈的人，都為此扼腕，埋怨阿拉法特固執、盲目，眼睜睜放掉大好機會，破壞了和平的希望。以色列方面，乃至美國外交圏，因而留下一個根深蒂固的印象，認定阿拉法特是個不可理喻的人，只要阿拉法特仍然擔任巴勒斯坦領袖，那就絕對不必想要跟巴勒斯坦談判。

以色列從此再也沒有提出類似的讓步條件。相反的，沙龍領導的內閣以各種方式限制巴勒斯坦人行動自由，又放任大量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區建立新移民據點，巴勒斯坦人愈悲慘、愈憤怒，也就有愈多自殺式恐怖行動，於是巴以之間，乃至整個中東更加不得安寧了。這都是阿拉法特的錯！他怎麽會放過那麽好的條件？他還想要什麽？他到底在想什麽？他的腦袋怎麽了？

這些年過去，那次戴維營和談的前後細節逐步披露，各個環節連接起來，我們慢慢發現，其實阿拉法特的決定並不像人們過去想象的那麽荒謬、那麽不可思議。

一項關鍵因素影響阿拉法特的判斷。他到美國去時，巴勒斯坦國內正在進行武裝抗爭，許多年輕人包括小孩拿起石塊攻擊以色列占領軍隊，以色列軍隊如果自衛還擊，巴勒斯坦人就流血喪命了。

從阿拉法特的角度，他必須保證自己接受的，是以色列最最底線的條件。不然回到巴勒斯坦，一定會被政敵猛烈攻擊。

然而在這方面，他得到的信息，卻是以色列方面連續幾次改變的說法。每一次以色列都說這是最底線了，以色列方面絕對不可能再讓，然而在阿拉法特明確回答之前，以色列又給了新的、多讓一點點的內容。

其中有一次以色列甚至惹惱了美國中東特使羅斯。羅斯居中傳話，告訴巴勒斯坦這方，以色列最後最後的底線，是西岸百分之十的土地，不可能再少。然而在沒有通知羅斯的情況下，以色列方面卻在談判桌上拿出一個新的"絕對"底線，把保留的西岸土地降低到百分之六。換作你是阿拉法特，你會怎麽想？很簡單，你不會輕易相信以色列提出的任何底線，你更不會相信他們說的任何"絕對"，你會被這樣的過程弄得愈來愈貪心，你相信只要以色列願意主動提出來的，一定就不會是真正底線。

阿拉法特眼中再也看不見條件內容中有利的部分。他只看見對照他不斷提高的期待，現實方案裏不足的部分，現實方案提高，他的期待就更高，他不可能相信哪一個方案是"最後"的一個。

這是阿拉法特的理性，他沒有瘋，他也沒有格外荒謬。大家認為好得不得了的那個方案，對比阿拉法特的預期，也沒多好：更重要的是，他不可能看出哪一個是以色列真正能夠拿得出來的"最後"方案。

現實是一回事，人們對現實的認知、感受是一回事。現實可能很糟，不過如果人們的期待更低，那他們還是會覺得滿意滿足。相反地，再好的現實，如果比不上追不上人們的預期，那就還是糟糕、難耐的。

在巴以問題與談判的歷史上，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和解的難以企及，更能感受到和解的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