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近年出版的著作有《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

30年前的“斷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新京報：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史，您認為從文化變遷視角該怎麽看？我注意到，您剛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何為/何謂“成功”的文化斷裂———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運動》，聽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斷裂”和“成功”，是很難放在一起的。

陳平原：首先需要說明，我所理解的“文化斷裂”，並非善惡美醜的價值判斷, 而只是一種歷史描述，即社會生活、思想道德、文學藝術等處在一種激烈動蕩的狀態。這既不是一個褒義詞，也不是一個貶義詞。接下來，才有所謂“成功”或“失敗”的文化斷裂。

新京報：按照您在文章中提到的七個標準，改革開放是不是一次“成功”的文化斷裂？

陳平原：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特別強調各種形式的“革命”；之後，我們改變了這種獨尊革命的思維方式，這些年則更多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可我認為，即便是“和諧社會”，也並不像桃花塢年畫描述的那樣“一團和氣”，照樣有各種各樣的矛盾。

歷史本來就是由“演進”與“嬗變”、“延續”與“轉型”之互相纏繞構成的，有斷裂也有連續，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歷史。把歷史進程想像成“一路順風”，那是很不現實的。而且，沒有任何跌宕起伏的歷史，實在太無趣。正是各種各樣的斷裂，造成某種意義上的間隔或躍進，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我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成功”的文化斷裂。

其實，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有好多類似的“斷裂”。比如，1898年的戊戌變法，1905年的摒棄科舉，還有廢除帝制、全面抗戰等，在思想文化上都造成某種斷裂。新中國建立，文化大革命爆發等，也是如此。我們今天為何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不也是承認那是對文革歷史的否定？今天這個“斷裂”獲得大家的認可，承認它是對十年文革的終結，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京報：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陳平原：對，每次斷裂，都假定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創造者。至於是不是成功，那需要後人以及歷史來做評價。現在隆重紀念它，是因為我們認定，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斷裂”，對於中國人來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其思想及社會轉型是成功的，所以，值得我們追懷、贊嘆。

每個人有自己的閱讀方式，才有五彩斑斕的30年

新京報：您認為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意義何在？

陳平原：三十年風雨兼程，取得很大成績，確實值得我們停下腳步，仔細盤點其功過得失。毫無疑問，三十年前開始的那場變革，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現實以及精神狀態。但有一點必須清楚，所謂“三十年”的完整性，是人為建構起來的。每個人心目中的“三十年”，因其立場及論述角度，會選擇不同的“支撐點”。

新京報：能否具體解釋一下？

陳平原：比如說，如果你關注文學藝術，你會記得，1985年是個關鍵的年份。那時候，“文革”以後培養的大學生開始獨立表現，走上歷史舞臺，如文學創作、電影藝術、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1985年湧現出來的。經歷過對西方文學、學術的熱烈擁抱，到這個時候，逐漸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因此，1985年對於文學藝術、人文學術而言，絕對是個重要年頭。

至於經濟史或社會學家，你肯定關注1992年。因為，鄧小平南巡以後，我們重新確定了政治路線，強調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如果你關注的是大學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們的口號是“建設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北京大學在百年校慶期間，起草文件時，建議去掉“社會主義”四個字。因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了。這個建議被高層接納，江澤民總書記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報告里面，做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決策。這可不僅僅是幾個字的差異，此後中國大學的發展方向與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選擇不同的“關鍵年份”，意味著你談論“三十年”時的觀察點，蘊含著某種特定的立場與思路。所以，所謂首尾完整的“三十年”，其實是一個假定的論述框架，里面有很多縫隙，進入以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與闡釋方式，這才可能呈現千差萬別、五彩斑斕的“三十年”。(王愛軍 高明勇，新京報)（愛思想網站 200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