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拒絕擔當普世價值，這是大國的世界歷史責任。有關中國是否需要普世價值的論爭，本身就有問題。當今時代，有誰會說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制、人權，都是壞東西？既然是普遍好的或善的東西，誰又能拒絕呢？恐怕爭論在起點上就有誤解，這種誤解不僅是對對方的，也是對自己的。中國需要普世價值，這里只有是，沒有非，是不容也不用爭辯的。問題在於，我們需要誰的普世價值？那些拒絕普世價值的人，實際上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而是普世價值的話語主體——西方；而認同普世價值的人，有時候也分不清自己是認同普世價值還是認同普世價值的特定表述主體——西方。

有關普世價值的論爭，問題不在普世價值本身，而在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西方現代文化最偉大的功績，就是為西方建構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的塑造包括一個三段論證：首先，自由存在於人的天性，具有絕對價值的意義，構成普世價值的前提；其次，自由是在西方歷史中生長的，西方文明是自由的文明，自由是西方的價值；最後，西方對自由擁有文化主權，自由是普世的價值，西方自然擁有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西方在現代化歷史上自覺地構建普世價值，意義不僅是追求實現普世價值，還有謀取普世價值的主體權利。從古希臘希波戰爭到當代反恐，西方所有的暴力都是受自由主導的普世價值話語保護的。

西方現代自覺構建普世價值的方式，造成世界現代化或全球化歷史中的一種文化幻覺或文化錯覺。後發現代化國家，總是不知不覺把普世價值等同於西方的普世價值話語權。他們對普世價值的態度，取決於他們對西方的態度；或者因為認同西方而認同普世價值；或者因為反抗西方而拒絕西方的普世價值，進而否定普世價值本身。這兩種選擇，無一不使自身落入後殖民主義文化霸權的陷阱。

認同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危險的。認同西方的普世價值同時也認同了西方普世價值的話語權，喪失“思想主權”，使自身淪陷於後殖民主義的文化蒙昧中，這樣不但談不上對世界歷史負責，甚至談不上對中國歷史負責；拒絕西方的普世價值進而否定普世價值本身更危險。在思想競爭的世界歷史中，陷自身文化於地方知識與地方價值，將普世價值的話語權拱手相讓，無異於為西方文化霸權“臥底”。

任何一個有世界歷史擔當的民族或國家，都應該具有自覺的普世價值使命。抗議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權的唯一方式是：構建中國立場的普世價值，這是大國崛起義不容辭的文化責任。否則，突然吃飽了志滿意得的“崛起”，只落得爆發戶的淺薄。中國文化為什麽不能建構普世價值呢？是沒有這種能力、還是沒有這種權利，或者根本沒有這種意願？

首先是意願問題。中華文化包含著強烈博大的普世價值關懷，天下國家的政治理念、士者弘毅的道德使命，都使中華文化自覺以天下為己任，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即使到了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19世紀中國一敗再敗，有亡國滅教之災，康有為卻在中法戰爭之際開始寫他的《大同書》，把人類社會分作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大同成就，“無國界而為世界”、“人民皆為世界公民”。早年毛澤東“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發願建設富強幸福的現代中國，從大本大源處求索，動天下之心，環球同此涼熱。中國現代歷史在起點上就有普世價值的宏願。這種宏願難道就消失了嗎？

宏願從未消失，只是缺乏歷史的機遇，讓我們獲得權利。起初的問題是，我們空有普世價值的意願，卻缺乏弘揚普世價值的權利。不是沒有意願，而是沒有時機。“小康之後，進以大同”，國家富強了，才有資格討論普世價值。否則靠什麽在嚴峻的歷史面前為“烏托邦”作證呢？普世價值的宏願一度在歷史中受挫，卻從未消失。建國60年努力，現代中國基本上完成了經濟崛起，國家富強為我們這一代人爭得了建構普世價值的權利，誰又能夠回避？未有小康而思想大同，是虛妄張狂；已有小康而不思想大同，是狹隘愚昧。

現代中國曾經有、也一直有構建普世價值的意願，如今又有了構建普世價值的權利，下面考驗我們的是，是否具備構建普世價值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是知識問題，還決定於胸懷和眼界。這一代人是否意識到這種使命並有能力擔當？2008年是中國參與普世價值重建的元年。從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到世界經濟危機，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現代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政治的主角，在器物、制度與思想不同層面上，開始展示自身的魅力。遺憾只是這種魅力依舊面目不清，意義不明。中國能理直氣壯地明確告訴世界，中國文化將為世界的繁榮、幸福、公理負責，什麽樣的制度是正義的，什麽樣的生活是善良而有意義的，中國如何創立典范？恐怕我們目前還沒有思考這些問題的知識能力與道德勇氣。

世界改變了我們，我們也將改變世界。西方學者在世界經濟危機與美國反恐戰爭的困局中，看到中國的世界力量的崛起。有深遠洞察力的西方學者已經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當今世界不是中國進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而是世界進入中國與美國協調的“中美國秩序”；不是中國暫時地修改世界格局，而是中國模式將永遠改變人類歷史上由自由資本主義及其否定形式馬克思主義塑造的現代化模式。中國目前是否真有這種實力不說，至少中國文化目前仍沒有這種自信。士不可以不弘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想想祖先，那是何等志氣。

現代中國歷史起點上樹立的普世價值，曾向我們許諾過世界歷史的“道德制高點”，世界大同的主體是中國。用西方的話說，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天選民族的擔當。這種擔當可以讓國家與個人感到尊嚴，進而高標自律，進而思想深刻、道德勇敢。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家都清醒地意識到，民主自由在法國的成敗決定世界的命運。美國革命也一樣，漢密爾頓認為美國的共和主義偉大政治試驗決定著世界的命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從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改革開放，每一步都擔負著改變世界的責任，這種責任在歷史中實踐著，只是有待明確的思想表述，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文化自覺的真正使命。

我們在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看到“世界命運的影子”，必須有所擔當。目前的問題不是中國是否參與普世價值重建，而是如何參與普世價值重建。我們應該具備大時代應許的知識能力與道德勇氣，毫不妥協也毫不掩飾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能夠回答普世價值的根本問題嗎？能為理解這個世界提供一個知識與信念體系嗎？能為這個世界提供一種制度理想與實踐典范嗎？能為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提供一種善良高貴的意義嗎？如果能，我們必須進一步回答：什麽是人類歷史的方向與方式，中國現代化模式的歷史與世界意義是什麽？什麽是現代國家社會的合理正義的制度，中國是否為此努力、是否做出典范？什麽是人的生活的意義，什麽是中國文化為人類有德的生活提供的普遍的價值尺度？面對上述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是否有此誠意並如此努力？

明確勇敢地回答這些關切普世價值的問題吧，否則就不要輕率地狂想所謂中國崛起，我們即使躲得過目前世界的經濟危機，也躲不過自身深重的精神危機。（愛思想網站2009-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