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為例

在全球化時代，崛起的中國與全球秩序已密不可分。從歷史演進角度來看，理解中國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需要更加包容的分析框架，將中國視為全球化的一個內在變量，將中國崛起過程視為一次重要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進程。這個框架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當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經濟第二大國的中國重返世界舞臺中心時，它將怎樣重塑全球化的規則？在某種意義上，理解中國崛起就是理解全球化的另一種方式，因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基於此，本文用“再全球化”的概念，思考中國再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將扮演什麽樣的全球角色。並以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為切入點，審視中國崛起與“再全球化”進程的關聯。

一、中國崛起與“再全球化”敘事

“全球化”概念產生於西方社會，其被中國社會接受和使用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獨特的全球化過程。但長期以來，主流敘事都將中國僅僅看作“全球化”進程的被動接受者與參與者，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是內嵌於全球化進程的，但現代以來由於復雜歷史原因，中國開始脫離全球化浪潮，脫胎於冷戰的分裂進程中。直到冷戰終結，意味著中國再次融入全球化進程。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競爭，更意味著世界秩序的一次“擴容”，從15世紀開始的麥哲倫環球航行開始，全球化的發端是一個僅僅局限於歐洲的1.0版本；而隨著工業革命的推動，全球化開始整合西方世界，演進成為美歐跨大西洋共治的2.0版全球化；隨後，當冷戰分裂了世界但隨後又整合了世界，中國改革開放與跨太平洋合作的時代到來了這是全球化的3.0版，全球化真正讓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但是，需要註意的是，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並沒有積極主動塑造全球規則，而是在努力融入與學習過程中。

2008年是一個分割歷史的清晰斷層線，標誌著再全球化進程的起點。北京奧運會的極大成功以與美國金融危機的極大破壞性都在這一年上演，一正一反兩大事件的交錯構成了一種“剪刀差”效應，將韜光養晦的中國推上了世界舞臺的中央。而這場肇始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暴露了舊有全球化模式的弊病，另一方面卻也催生出新的再全球化力量。與傳統的“創造性毀滅”不同，“再全球化”以溫和柔性的方式進行升級，強調包容大多數參與者的共享利益，而不是單邊自利。

改革開放作出了擁抱全球化的戰略轉型，也直接促成了當今的中國崛起。而實際上，拉長歷史鏡頭，回看20世紀初的頭30年，中國也無疑已經是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參與者。當時的上海是國際一流大都市，蜂擁而至的國際旅行者數量並不輸於倫敦、東京與巴黎，那些穿梭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革命活動家與企業商人的身影也相當普遍。通過翻看當時中國的一些著名大學，例如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校史檔案，我們發現這些高校的教員與學生的國際化比例竟然遠遠高於當前的現實，在不少高校的課堂中與學生論文裏，英文已經成為主要語言。這種國際化的痕跡表明，即便在20世紀初的動蕩時代裏，中國不曾缺席全球化進程，全球化浪潮從虛掩的歷史門縫中溜進了中國社會。

總體來看，中國與全球化進程有三個歷史分期（見表1）。19世紀中後期，自視天朝上國的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逼入全球化大潮之中，成為這個體系中被剝削與壓榨的邊緣者。然而，正是這個進程給了中國“睜眼看世界”的機會，在審視陌生的外部世界後，中國認識到必須從文化和思想上融入全球化進程才能真正救亡圖存。中國的全球化進程由此開始，並在革命碰撞中形成了民族意識的覺醒，1902年梁啟超先生第一次喊出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國政府也學會開始從民族利益、權力政治與國際法的角度看待世界。這樣，近代中國被卷入國際體系的第一次“全球化”啟動了中國的國內改革與現代化進程，這是一個古老文明重新被西方規則“社會化”的過程。

近代中國的洋務運動以及改革立憲進程都加速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步伐，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作為重要的參戰國都發揮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盡管中國國力羸弱，但是憑借頑強的抵抗意誌，並在西方同盟國集團的支持下，最終走出日本軍國主義的陰影。然而，後續的革命運動更加曲折。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一邊倒”加入東方陣營用意識形態對立將全球化分裂成兩部分。在一個紅色中國的眼裏，一切來自西方的物品和思想都應該被批判與防範。到20世紀60年代中蘇分裂，中國遊離於主流國際社會，不屬於東方陣營，也不屬於西方陣營，轉而進入了一個特殊的階段。這種與全球化相逆的選擇，直到改革開放，才掀起了中國第二次參與全球化的重大轉型。在這個階段，開始一步步主動地、戰略性地改變自己“修正者（revisionist）”形象。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是中國第二次擁抱全球化，與鴉片戰爭以後的第一次社會化不同，這一次是中國主動的選擇，其效果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與參與第一次全球化的努力相比，改革開放是主動的選擇，且成本大於收益。在中國官方話語中，改革開放是在一個整體有利的外部環境中做出的主動調整。實際上，20世紀70-80年代，英美等國推出“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減少政府幹預，擴大海外市場；美蘇冷戰緩和以及東亞四小龍的崛起都為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塑造了良好的歷史環境，為此鄧小平認為，整個時代的主題已經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

開始於2008年的中國第三次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是一段特殊的再全球化階段，這一歷史階段的背景是中國崛起與西方衰落。全球金融危機後，舊有的全球化暴露出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逆全球化”的跡象日益明顯。過去兩年裏，全球貿易的增速低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這是二戰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標誌著全球經濟的一個轉折點。同樣，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署名菲利普·斯蒂芬斯的文章表示全球化需要各國共同努力維護，如果沒有共同努力定位國家利益的政治架構，經濟框架註定會支離破碎。全球經濟一體化需要一個合作的政治架構。但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了美國態度的深遠轉變，特別是當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動向，似乎顯示出美國在逐步“去全球化”，這個全球化時代的設計師如今似乎不願再做全球化的引領者。而當今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成為主要的全球化推手。一個曾經被塑造的大國，如今開始反過來重新塑造世界。新一輪的再全球化的核心動力是中國崛起，通過釋放巨大能量重塑與升級當前的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