藹理斯在《道德之藝術》這一篇文章裏說，“雖然一個社會在某一時地的道德，與別個社會——以至同社會在異時異地的道德決不相同，但是其間有錯綜的條件，使它發生差異，想故意的做成它顯然是無用的事。一個人如聽人家說他做了一本‘道德的’書，他既不必無端的高興，或者被說他的書是‘不道德的’，也無須無端的頹喪。這兩個形容詞的意義都是很有限制的。在群眾的堅固的大多數之進行上面，無論是甲種的書或乙種的書都不能留下什麽重大的影響。”

斯賓塞也曾寫信給人，說道德教訓之無效。他說，“在宣傳了愛之宗教將近二千年之後，憎之宗教還是很占勢力；歐洲住著二萬萬的外道，假裝著基督教徒，如有人願望他們照著他們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們所辱罵。”

這實在都是真的。希臘有過梭格拉底，印度有過釋迦，中國有過孔老，他們都被尊為聖人，但是在現今的本國人民中間他們可以說是等於“不曾有過”。我想這原是當然的，正不必代為無謂地悼嘆。這些偉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們現在當不知怎麽的更是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傳，足供有藝術趣味的人的欣賞，那就盡夠好了。至於期望他們教訓的實現，有如枕邊摸索好夢，不免近於癡人，難怪要被罵了。

對於世間“不道德的”文人，我們同聖人一樣的尊敬他。他的“教訓”在群眾中也是沒有人聽的，雖然有人對他投石，或袖著他的書，——但是我們不妨聽他說自己的故事。

十三年二月（1924年2月作，選自《雨天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