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kiLeaks公布的一則外交電報中，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被比作蝙蝠俠和羅賓。這是種有用的類比：朱利安·阿桑奇，WikiLeaks的組織人，難道不就是與克里斯托弗·諾蘭《暗夜騎士》中小丑對應的真實的生命麽？在電影中，高譚市，哈維·丹特，一名腐化的，自身犯下謀殺罪行的偏執的治安維持者，便為蝙蝠俠所殺，蝙蝠俠和他的朋友警察專員戈登意識到，如果丹特的謀殺被公之於眾，就會有損城市的風尚，因此他們策劃使蝙蝠俠對殺戮負責來維護丹特的形象：只有謊言才能拯救我們。難怪電影中唯一一個真實的角色是小丑，電影裏的超級惡人了。他清楚地說明了這點，即只要蝙蝠俠脫掉他的面具並公布他的真實身份，他對高譚市的襲擊就會停止；為防止對真相的披露也出於對蝙蝠俠的保護，丹特告訴媒體，他就是蝙蝠俠——另一個謊言。為誘捕小丑，戈登偽造了他自己的死亡——又一個謊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深信這將毀滅社會次序。我們該稱他為什麽呢？恐怖分子？《暗夜騎士》顯然是那些經典西方電影《要塞風雲》和《雙虎屠龍》的新版本，這些電影揭露了這點，即為使蠻荒的西部開花，謊言就必須被提升為真理：文明，換言之，必須以謊言為基礎。這場電影異常地流行。問題在於，確切來說就在現在這個時候，為什麽會有這種需要謊言來維持社會秩序的，更新了的需求呢？

我們也來想想利奧·施特勞斯的再度流行吧：在今天，其政治思想與當下最為相關的面向，是他關於民主的精英主義的觀念，關於“必要的謊言”的觀念。精英應當統治，他們應當對事物的現實狀態（物質主義的權力邏輯）有所意識，並用語言來滿足人民，使他們在他們收到祝福的無知狀態下保持幸福。對施特勞斯來說，蘇格拉底是有罪的，就像人們指控的那樣：哲學是社會的威脅。質疑眾神和城邦的倫理侵蝕了公民的忠誠，因此也危及正常社會生活的基礎。但哲學也是人類作出的最高的，最有價值的努力。施特勞斯提議的解決方案是，哲學家應該使他們的教導隱秘化，就像是世上他們做的那樣，通過“字裏行間”地寫作來把教導傳遞下去。包含在從柏拉圖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學的“偉大傳統”中的隱藏的信息，是不存在眾神，而道德不過只是偏見，社會並無自然的根基。

迄今，WikiLeaks的故事已經被再現/表征為WikiLeaks與美帝國之間的一場鬥爭：機密的美國政府文件的出版，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人民知情權的行動呢，還是說，它是對穩定的國際關系提出的一種恐怖主義行動？但如果這不是真的（問題之所在）呢？如果至關重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在WikiLeaks自身內部進行：在揭秘機密國家文件與這一行動被再次寫入霸權意識形態的領域的方式之間，而完成這一行動的，除了其他機構之外，恰恰還有WikiLeaks本身呢？

這種重寫首先並不涉及“公司共謀”，也即，WikiLeaks與五大報紙做出的協議，給他們有選擇地選發文件的獨家權利。更為重要的是Wikileaks的密謀模式：一個“好的”秘密組織對一個以美國國家部門的形式出現的，“壞的”秘密組織發起了進攻。根據這種看待事情的方式，敵人，就是那些隱藏真相，操縱公眾並羞辱盟友——這一切為的，是對自身利益的無情的追求——的美國外交家。“權力”為那些上層的壞家夥所掌握，並且，不被設想為某種貫穿整個社會集體，決定我們如何工作、思考和消費的東西。在Mastercard，Visa，Paypal和美國銀行與國家合力阻止它的時候，WikiLeaks本身就嘗到這種權力的廣泛彌散的味道了。人們為介入密謀模式而付出的代價，是得到按此邏輯來說應得的對待。（難怪有那麽多關於誰是WikiLeaks的“真實後臺”——CIA?——的理論了。）

密謀的模式為其表面上的對立面所補充，WikiLeaks的自由挪用，不過是在榮耀的，為“信息流通自由”和“公民知情權”而進行的鬥爭的歷史上的另一個章節罷了。這種觀點把WikiLeaks還原為“調查性新聞”激進的一例。這裏，我們只看到了離開這種好萊塢式的重磅炸彈——如《驚天大陰謀》（直譯為總統都是人）和《塘鵝暗殺令》，其中一群普通人發現了一則往涉及高層的醜聞，但這類作品的意識形態在於他們樂觀的最後咨文：在一群像你那樣的普通人都能扳倒總統，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的時候，我們的國家該是如何地偉大呀！——的一小步。

在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一方，權力的最終的展示，在於允許看起來是強力的批判的東西出現。今天不乏反資本主義。我們負荷了無數對資本主義之恐怖的批判：書本，深度調查報道和電視紀錄片展示了那些無情汙染我們環境的公司，那些在他們的銀行為公共資金所拯救的時候繼續接受高額獎金的腐敗的銀行家，雇傭童工把他們當做奴隸來使用的血汗工廠等等。然而，這裏有一個陷阱：在這些批判中不被質疑的，是反對這些過度/無節制的鬥爭的民主-自由的框架。這些批判的（明示或暗示的）目標是，民主化資本主義，通過媒體壓力、議會調查、嚴法、開誠布公的警方調查等手段，把民主的控制擴展至經濟領域。但（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制度設定，卻從未受到質疑。甚至對最為緊急的“倫理反資本主義”（阿雷格裏港論壇，西雅圖運動等等）形式來說，這仍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質疑的禁區）。

WikiLeaks不可能得到同樣的對待。從一開始，關於WikiLeaks的活動，就有某種超越於信息流通自由的自由主義概念之外的東西存在。關於WikiLeaks的披露，唯一使人驚奇的是，它們毫不令人驚奇。難道我們沒有得知確切來說我們預期得知的一切麽？真實的不安，只是表象層次上的不安：我們不能再假裝我們不知道每個人都知道我們知道的那些東西了。這就是公共空間的矛盾：甚至在每個人都知道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的情況下，在公共場合中說出這個事實，還是會改變一切。1918年，新的布爾什維克政府采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就是公開沙皇秘密外交的全部內容，所有秘密的協定，秘密的公共協定條款等等。那裏，目標也是整個權力的國家裝置的運轉。

WikiLeaks威脅到的，是權力的形式運作。這裏，真正的目標並不是那些骯臟的細節和應對這些東西負責的個體；而是那些當權的人，換言之，差不多就是權力本身，權力的結構。我們不應忘記，權力不僅由制度及其法則，更由挑戰權力的合法（“正常的/規範的”）方式（一個獨立的媒體，非政府組織等等）所構成——正如印度學者薩羅依·吉裏(Saroj Giri)說的那樣，WikiLeaks“通過挑戰挑戰權力的正常渠道並揭露真相來挑戰權力”。[*]WikiLeaks的揭露的目標，不僅僅是是那些當權的人難看，更是領導我們自我動員，以帶來一種不同的權力運作方式——一種可能超出代議制民主界限的權力的運作。

但不管怎麽說，假設揭露過去一直是秘密的一切就能解放我們，那就錯了。這裏的前設就是錯誤的。是，真理解放我們，但不是這個真理。當然人們可以不相信表面現象，不相信官方的文件，但我們也不能在門面之後為人們所共享的流言中找到真理。表象，公眾臉譜，從來就不是一種純粹的虛偽。E.L.多克托羅曾經評論到，表象，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因此我們應當謹慎對待。我們經常被告知，隱私正在消失，最隱秘的秘密正對公共的調查開放。但事實恰恰相反：正在有效地消失的，是公共的空間，以及伴隨著它的尊嚴。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乏這樣的例子，其中，不說出全部是最得體的行為。在《偷吻》中，黛芬絲歷對她年輕的戀人解釋禮貌和得體(tact)之間的差異：“想象你無意間闖入有裸女在洗澡的浴室。禮貌要求你快速地關上門並且說，“對不起，女士！”，而得體則是很快地關上門並說，“對不起，先生！””只在第二種情況下，通過假裝沒有看到足夠分辨淋浴下的人的性別的內容，一個人才展示出真正的得體。

政治中得體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阿爾瓦羅·庫尼亞爾，葡萄牙CP領導人，和厄內斯托·梅洛·安圖內斯，1974年推翻薩拉查政府的軍事組織的一名親民主成員之間的秘密會晤。當時的情景及其緊張：一方面，CP已經準備好開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接管工廠和土地（武器已經分發到人民手中）；另一方面，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又已經準備好以一切手段，包括軍隊的干涉來組織革命。安圖內斯和庫尼亞爾達成了一項心照不宣的協議：在他們之間沒有共識——在表面上，他們相互分歧——但他們帶著這樣的理解，即CP不會發起革命而結束了會議，這，因此也就允許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得以出現，而反社會主義的軍隊，則也不會剝奪CP的合法權利，反而把它接受為民主程序中的一個核心要素。我們可以主張，這次謹慎的會晤使葡萄牙免於內戰。而參與的雙方，甚至從後見之明來看，都保持了他們的謹慎。當被問到這次會晤（被我的一名記者朋友問到）的時候，庫尼亞爾說他只會在安圖內斯不否認的情況下確認——如果安圖內斯否認的話，那麽這就沒有發生過。安圖內斯，在他那邊，則在我朋友告訴他庫尼亞爾說過的話的時候，沈默地聆聽。因此，通過不否認，他滿足了庫尼亞爾的條件並含蓄地確認了這件事情。這就是左派紳士在政治中行動的方式。

至此，我們可以重建今天的事件，看起來，古巴導彈危機的好結果，也是通過得體，假裝不知道的理解來實現的。肯尼迪的天才之處在於假裝沒有收到其中一封信，而這只有在發信人（赫魯曉夫）願意接受的情況下，這一策略才能生效。1962年10月26日，赫魯曉夫給肯尼迪發出一封信函，確認之前通過調節達成的提議：如果美國保證不侵犯該島的話，蘇聯將把導彈撤離古巴。然而，第二天，在美國回復之前，赫魯曉夫發出了另一封更加緊急的信件，加上了更多的條件。那天下午八點零五分，肯尼迪發出了給赫魯曉夫的回復。他接受了赫魯曉夫十月二十六日的提議，就像二十七日的信從未存在過那樣行動。十月二十八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魯曉夫同意接收協議的第三封信。在這樣的時刻，在一切處在生死攸關的時候，表象，禮貌，和人們是在“玩遊戲”的意識，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然而，這只是這個故事的——有誤導性的——一面。存在這樣的時刻——對霸權話語來說的危機時刻——這個時候，人們必須承擔使表象崩解的風險。這樣的時刻在1843年青年馬克思的筆下得到了描述。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他作出了這樣的診斷，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舊制度的衰落是法國舊制度的悲劇性衰落的滑稽重復。“只要它相信並不得不相信他自己的合法性”，法國舊制度就是悲劇。德國舊制度“僅僅是想象它相信自己並且要求世界也來想象相同的事情。如果它相信它自己的本質的話，那麽它會……在虛偽和詭辯中尋求庇護麽？現代的舊制度毋寧說只是一種世界次序的笑劇，其真實的英雄們已經死去。”在這種情況下，羞恥就是一種武器：“真實的壓力必須通過把壓力的意識加諸其上而變得更有壓力，必須通過公開羞恥來使羞恥變得更加羞恥。”

這確切說來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情景：我們面對著對一種世界次序的無羞恥的犬儒主義，而這一次序的行動者們僅僅想象他們相信他們關於民主，人權等等的觀念。通過像WikiLeaks的披露那樣的行動，羞恥——我們容忍這種加之於我們身上的權力的羞恥——通過公開化而變得更加羞恥。在美國干涉伊拉克以帶來世俗民主的時候——而結果，恰恰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強化以及一個更加強大的伊朗——這不是出自某個真誠的行動者的悲劇性的錯誤，而是為自己的遊戲所擊敗的犬儒騙子所面臨的結果。 

註釋

[*]“WikiLeaks之外的WikiLeaks？”，

www.metamute.org/en/articles/WikiLeaks_beyond_WikiLeaks.

[註]譯自Slavoj Žižek, “Good Manners in the Age of WikiLeaks”, 載《倫敦書評》(LRB,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2, 20 January 2011, pp. 9-10。見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或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王立秋譯（愛思想網站 2011-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