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聯歡晚會不僅重組了已經發生的“集體記憶”，它本身也將迅速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王小丫的問題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觀眾“邊罵邊看”，並不是因為它如何精彩而是因為它將成為“集體記憶”。拒絕觀看等於喪失了公共記憶，意味著第二天在餐桌上保持沈默，意味著對一些人和事的“驚人無知”，意味著經常在報紙上碰到一些不知所雲的詞語。春節聯歡晚會作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存在，即使節目糟糕也無法用“不值一提”來形容，因為它擁有“供批判用”的價值。觀眾“邊罵邊看”，正是為了“看了再罵”。演出之前撲朔迷離的節目預測和之後劍拔弩張的節目評論，使得你無法繞開春節聯歡晚會這個話題。如果不想被話題排斥，只能觀看節目，哪怕你並不喜歡。除此之外，它還以重播和傳播的方式形成“集體記憶”。

春節聯歡晚會的“重播”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整台晚會反覆重播，另一種是節目化整為零地重播。這種高密度的播放方式，使得一個觀眾幾乎不可能不與這些節目接觸。如果說一個觀眾“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時點上這些同胞究竟在幹什麼”，同一個節目在不同時間段的反覆出現則可以讓這名觀眾知道同胞終究會幹些什麼，盡管不是在同一個時點上。他在看某個節目的時候，不僅會想到有些人“正在”觀看這個節目，也會想到有些人“已經”或者“將要”觀看這些相同的影像。反覆重播促進了春節聯歡晚會的“傳播”，它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節目的傳播，比如每年的大街小巷都會傳唱其中一些歌曲；另一種是話語的傳播，人們在街談巷議中使用其中一些詞語、句式乃至口氣。這種傳播使得觀眾從被動觀看節目的“旁觀者”變成擁有選擇和評判權的“參與者”，雖然後者的權力是被事先指定好的。當他們哼唱某首歌曲的時候，身份被暫時置換成舞台上奪目的歌手。

春節聯歡晚會的重要之處在於它沒有在除夕之後立即消失，而是成為一種“集體記憶”，以話題、重播、傳播的方式存在於一年中的任何一天。節日期間的節目通常會是暫時的、平面的，具有一定的保質期，春節聯歡晚會卻以長時段的、立體的方式出現在日常生活中。它的意義不僅表現在春節那幾天，而是把每一個日子都變成潛在的春節。在一個缺乏娛樂生活的時代，打開電視機或者翻開報紙，在上面看到與春節聯歡晚會有關的消息，黯淡的生活則會增添一絲樂趣。更何況，這個“影像共同體”有著各種形式的變形，它可以在報紙上形成“文字共同體”，可以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中形成“聲音共同體”。它們的勢力範圍互相交叉並形成互補，你可以拒絕一個節目，卻不可能拒絕所有形式的“想象的共同體”。

“召喚”的地理學

由於春節聯歡晚會形成了“想象的共同體”和“集體記憶”，　它的“召喚”機制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均具有超強的滲透性。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說，這個奇跡是建立在資源壟斷的基礎上，而且這種壟斷在近期內很難被打破。拒絕一個競爭性的多元空間，是國家意識形態“深入人心”的前提條件。“召喚”機制有一個核心秘密，即它會讓被召喚者以為自己在自由的狀態下接受了召喚。當你“自由”地在它所提供的幾個選項中做出選擇時，卻遺忘了對題目合法性的質疑。觀眾可以對春節聯歡晚會的節目評頭論足，卻沒有決定它是否應該繼續存在以及如何舉辦的權力。

隨著文化工業在中國的發展，春節聯歡晚會這種合作社式的文化農業已經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並且在不同地方呈現出地區差。有評論者撰文質疑春節聯歡晚會的“北方霸權”，尤其是小品中“北盛南衰”的現象。除去北方語系更容易被各地觀眾理解的因素，論者認為：“恐怕更為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義，一種以普通話為基礎，以‘民族團聚’、‘民族統一’為核心價值觀的象征。”8在寫作者中也有一種“南方寫作”的概念，強調不同於正襟危坐的主流敘事的寫作方式。如果對中國的南北兩方做一番簡單的對比，會發現北方具有較強的一致性，比如東北三省或者河南、山東、蘇北、皖北這些區域內部分享著很多共同的民俗；而南方則具有較強的差異性，一個省乃至一個市的不同地域往往會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情。在這種情況下，“北方霸權”不僅意味著語言上的“北盛南衰”，還意味著用一致性取消差異性。2005年春節聯歡晚會邀請了32個地方電視台的主持人，讓他們朗誦具有各地特色的對聯，這是否意味著各種差異性得到充分尊重？恰恰相反，盡管那些對聯並無雷同之處，它們卻遵循著“盛世大聯歡”這個橫批的敘事規則。與其說春節聯歡晚會體現了“北方霸權”，不如說仍然是多年以來“中央集權”的思維在起作用。

在短期時間裏，還看不到有什麼節目可以動搖春節聯歡晚會的位置。但是，近年來賀歲片的興起已經預示了它的危機。這是兩種不同的娛樂方式，一個是電視、一個是電影，一個在春節前後播出、一個在元旦前後播出。按照慣例，兩者似乎並不具有競爭性。事實上，對春節聯歡晚會構成挑戰未必一定要以“篡位奪權”的方式，“另立中央”同樣是一種迂回的致命打擊。在暫時不可能有春節聯歡晚會的替代性方案的時候，另起爐竈的賀歲片也會對它的壟斷地位構成沖擊。對春節聯歡晚會和賀歲片的關註已經呈現出地理上的差異：前者依然在鄉村和中小型城市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後者主要在都市具有號召力。這與節日的重心有關：在鄉村和中小型城市，農歷的春節是最為重要的節日，元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都市裏，由於聖誕節逐漸普及，它與元旦逐漸連成一體。從觀看方式來說，1990年代以來電視機在貧困地區也逐漸得到普及，電影院卻基本從鄉村和中小型城市消失。盡管盜版碟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種地區差異，但賀歲片要在電影院中觀看才更具節日的氣息。更重要的是，賀歲片屬於文化工業的典型產物，它是在競爭性的環境下產生的。一部賀歲片的競爭對手，既包括其它賀歲片也包括其它類型的電影。如果說春節聯歡晚會具有一種催眠的“召喚”機制，賀歲片對觀眾則實行一種激烈的“爭奪”機制；如果說春節晚會構建了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體，賀歲片構建的卻是已經細化並且分層的共同體。9

當然，本文無意於通過褒揚賀歲片貶低春節聯歡晚會，它們並不具有絕對的可比性。任何一種娛樂方式一旦具有惟一的、壟斷的特質，也就成了強迫性的教育或者規訓方式，不管它聲稱自己“寓教於樂”還是“寓樂於教”。本文從“影像共同體”和“集體記憶”的角度分析春節聯歡晚會的“召喚”機制，並通過它的地區差分析其中隱藏的病竈和危機，僅此而已。

「原載《媒介批評》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註釋」

1一般而言，1983年被視為“春節聯歡晚會元年”。但導演鄧在軍對此進行質疑，並對媒體報道該屆晚會只有一位總導演提出異議。她認為具有公眾影響的春節晚會應該從1979年開始，這年中央電視台單獨組織了“茶座”形式的《迎新春文藝晚會》，由她和楊潔執導；1983年春節晚會規模更大、現場轉播時間更久，但還沒有實行總導演制，由她和黃一鶴執導。她認為：“要給中央電視台舉辦的春節晚會排序的話，如果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藝覆蘇的角度講，1979年的春節晚會應該算是第一屆；如果從規模和影響而言，1983年的春節晚會也可算做第一屆。”參見鄧在軍：《屏前幕後——我的導演生涯》，重慶出版社2003年版。關於春節聯歡晚會的不同敘事，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它已經成為一個互相爭奪的文化符號。

2呂新雨：《解讀2002年“春節聯歡晚會”》，載北京《讀書》，2003年第1期。本文參考了網絡上的未刪節版。

3潘知常：《春節聯歡晚會：最後的晚餐》，載廣州《南方都市報》，2005年2月3日。本文參考了網絡上的未刪節版，原題為《最後的晚餐——春節聯歡晚會與新意識形態》。

4王列軍：《關系視角下的權力實踐：21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社會學解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畢業論文，未公開發表，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835，訪問時間：2005年3月17日。

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6胡鞍鋼、張曉群：《中國傳媒普及率追趕的實證分析》，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年第4期。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第27頁。

8王澈：《春節晚會的“北方霸權”》，載上海《新民周刊》，2005年第5期。

9參見王曉漁：《賀歲片和春節晚會》，載上海《外灘畫報》2005年1月6日。（收藏自 2011-11-19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