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社會日益重視傳統文化、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背景下，民俗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註，民俗學學科發展也迎來了黃金期。民俗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但近30年來，中國民俗學界關於學科方向、學科屬性與學術範式的爭論一直不斷。為加強民俗學學科建設，8月23—24日，中國民俗學會與河南大學文學院聯合召開“民俗學：學科屬性與學術範式”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圍繞民俗學學科建設等問題展開深入研討。 


學科定位存爭議

學者認為，近些年來，隨著中國民俗學研究的深入，民俗學研究對象被無限度地擴大，導致研究對象邊界模糊。　

在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鄭土有看來，從民俗學學科發展的角度而言，需要旗幟鮮明地表明民俗學最基本、核心的研究內容，明確其學科屬性，唯有如此，民俗學才能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民俗學的合法性才能確立。　

事實上，民俗學的學科定位問題在民俗學界一直存有爭議。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高丙中表示，有的學者把民俗學定位為人文學科，有的則定位為社會科學，還有人認為其是人文色彩濃厚的社會科學或是可充分發揮社會科學的人文學科。

“民俗學是一個能夠包容，也因而能夠不斷進取的學科。”在高丙中看來，民俗學可能（在當前看則是必然）是同時具有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性質的學科：需要形式認知與分析的積累；需要整體把握與呈現的方法和概念。　

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教研室主任陳連山對此表示認同，他說，民俗學應該走向社會科學還是應該保持人文學科本色，這個爭議看似很大，其實並非是單項選擇。主張民俗學社會學化的研究者當然可以專註於社會團體、社會行為；主張民俗學人文學本色的學者也可以從生活世界抽象出來模式化的行為，也就是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行為來研究，完全可以彼此容納。

轉向關注“生活中的民俗”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劉鐵梁認為，長期以來，民俗學工作實際上偏離了自己的研究初衷：感性的解放。受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影響，民俗學學者一直習慣於將民間文學和其他各種民俗進行文字化的記錄或記述，再進行資料的匯集、比較和分類，最後形成民俗類型學或比較研究的成果。　

劉鐵梁認為，這種對民俗進行客觀化、對象化的處理，往往忽視了民俗作為生活文化可以去親身體驗的感性價值。沒有能夠通過田野作業、深入訪談的方法去了解個人、家庭、群體的日常生活及其話語形式，結果只能是進行遊離於生活的生活文化研究，這樣的研究傾向應該引起警覺。　

事實上，對民俗學方法論的反思性研究也是當前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記者了解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我國民俗學學者開始從單純的民俗事象研究，轉向在語境中研究民俗，強調田野調查，強調在田野中觀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際互動，以及民俗表演與社會生活、社會關系、文化傳統之間的覆雜關聯，民俗學研究呈現出民族志式的整體研究取向。　

在與會學者看來，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新時期民俗學研究逐漸由抽離語境的事象研究、文本研究開始轉向重視語境的生活研究、整體研究，從關註“民俗”轉向關註“生活中的民俗”。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尹虎彬表示，近年來，民俗學研究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從以文本為基礎的研究轉向以民族志為導向的田野研究，人們試圖在民眾的言語行為中確定文本、文類和表演，研究民間敘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同時關註研究者對於結構材料、建構意義所起的作用，註意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業中進行自我定位。　

“打破既定的文類概念，在民眾的言語行為中重新認識民眾的敘事，從本土語言中獲得信息，成為當下和將來民俗學研究的趨勢，也檢驗著研究者對民俗的認識。”尹虎彬說，對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來說，語言學和田野作業是其優良的傳統，打破既定概念，立足民眾和本土，研究當下的現象，只有樹立這樣的理念才能真正完成專業的使命。 


立足現實提煉中國民俗學理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俗學與民族國家力量相互交織，每個國家都在探討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尹虎彬表示，近年來，民俗學界從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傳播和利用的學術史反思中，開始逐步探討其中所蘊含的學術的、文藝的和歷史政治的意義；民俗學逐漸脫離民族主義的束縛，向國際化邁進。民俗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於探討民眾獨特的文化觀念及文化創造，進行知識論意義上的總結。河南大學教授吳效群表示，在國際化背景下，隨著世界交流日趨緊密，人們發現在日常生活領域各個民族都有不少非凡獨特的發明創造。中華民族在日常生活領域有著極其優秀的文化創造，全球化為各國提供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和學習的機會，中國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廣泛傳播有望成為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又一次偉大貢獻，這項事業是中國民俗學的職責所在。　

在鄭土有看來，國外的民俗學理論是在國外的民俗事象基礎上提煉總結出來的，應用於中國民俗的研究，有的則並不適宜，或者說如果從中國實際出發可能有更好的闡釋。中國民俗學研究的是中國的民俗事象，如果僅僅以中國的民俗材料來論證國外的民俗理論，那麼中國民俗學就只是國外理論的附庸，很難取得長足的進展；唯有立足中國民俗的現實，才有可能發現中國民俗的問題，提煉出中國的理論。　

談及未來民俗學研究的發展，鄭土有表示，借鑒國外民俗學研究的理論，結合近百年來中國民俗調查成果，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俗學理論和話語體系；這種理論應該兼具“通約性”、“在地性”，既不是脫離國際民俗學界的“自說自話”，也不是純粹的“人雲亦雲”；同時也應兼具理論的深度和通俗性，民俗學的基礎理論既不能缺少深邃的邏輯思辨，也需要通俗易懂的表述，讓其他學界的人乃至普通民眾認知。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愛思想網站2014-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