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雖不到兩年，近來已因亞投行變局引發全球關註與震撼，甚至有國際人士評論為可與戰後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比擬的事件。“一帶一路”為何能很快產生重大影響？這項宏大共建行動的經濟邏輯何在？ 

為什麼是中國？

可通過觀察比較中國與美國實施類似經濟外交戰略收效情況得到啟示。回顧金融危機以來大國競合博弈，其實美國更早在亞太謀劃部署經濟外交戰略。作為“重返亞太”與“亞太再平衡”總體方針一部分，美國近年多方推動“印太經濟經濟走廊”戰略。在中亞地區，美國2011年就明確提出“新絲綢之路倡議”，力圖建立一個以阿富汗為中心、連接中亞和南亞、並向中東地區延伸的國際經濟交通網絡。

在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描繪的“新絲綢之路”圖景中，“土庫曼斯坦的油氣田將滿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斷增長的能源需要，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觀的過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將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將出現在阿斯塔納、孟買和更遠的地方。”有海外媒體評論認為，該計劃“核心內容是幫助絲綢之路所經中亞國家開發社會先行資本（SOC），幫助其實現貿易自由化。”

上述構想不無道理。近四年多過去了，美國在“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會議（CAREC）”框架下所做努力取得一些進展，2012年《杜尚別宣言》提出一批建設項目得到部分實施，有些項目對區域經濟應有積極意義。然而與超前設計能力比較，美國在實施戰略的落地行動方面似乎仍面臨短板約束，系統跟進得力落實措施明顯不足，總體看收效並不理想。甚至有海外媒體評論說希拉裏的“絲綢之路”現已不見蹤影，也聽不到“美國正在為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做貢獻”這樣話了。

近年來，中國與這些國家雙邊與區域經濟合作則更為務實與活躍推進。如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兩國簽署22項經貿合作協議，總金額達300億美元；2014年12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哈薩克斯坦簽訂140億美元大單，推進兩國在能源、基建、金融等各領域合作；2015年4月20-21日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更是帶去價值460億美元投資計劃，兩國在一天內簽署51項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宣告5項重大電力工程破土動工。

如何理解上述反差現象？首先與中美兩國相關政策優先序與承諾度顯著差異有關。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主要著眼點在安全領域，為美軍從阿富汗撤出後做善後安排。雖然也包含經濟發展規劃設計內容，然而美國無心無力投入與其戰略設計需要相一致的大規模資源，與當年幫助歐洲戰後重建的“馬歇爾計劃”不可同日而語。

相反，中國對於中亞及區域國家在經濟及其他領域合作給予很高政策優先度。比如，習近平與李克強在2013年3月就任中國國家主席與國務院總理後，分別於當年和次年訪問中亞多國，提出並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規劃。2015年5月7日，習近平再次到訪阿斯塔納，“同（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共同規劃中哈各領域互利合作發展藍圖，包括推動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協調雙方在一系列大項目合作上的立場。”中國首腦外交這樣超乎尋常安排，集中體現中國最高決策層把致力於周邊國家合作發展作為最為優先的經濟外交目標之一，決心通過制定實施“一帶一路”的“五通”規劃謀求自身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構築中國與區域國家的命運共同體。

另外，兩國與區域國家在經濟互補性及契合度方面也有實質性不同。中國與很多沿線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貿易、投資聯系比較緊密，雙邊經濟融合度較高並有進一步深化的潛力。美國與區域內絕大部分國家基於市場機制發生的經濟聯系較弱，美國重視發展與這些國家雙邊關系更多基於安全與軍事方面原因。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關系如“魚水關系”，美國與這些國家經濟關系則更多是“油水關系”。

中國制造與中國建造

從更廣闊視角觀察，中國共建“一帶一路”開局順利與成效彰顯，根本原因在於這一構想把中國大國經濟崛起特定階段的多方面優勢變量聚焦到一點，即通過協同效應形成破局造勢效果。對此可從兩方面看。一是就生產供給能力而言，中國經濟現階段在常規制造與建造方面具有很強優勢與國際競爭力；二是在開放宏觀經濟方面，中國目前擁有最為充裕的國民儲蓄與外匯儲備；兩方面組合條件賦予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的獨特優勢。

用匯率折算美元衡量中美兩國工業增加值比較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規模不到美國的三成，然而2010年工業制造規模第一次超過美國，近年已約為美國1.3倍。觀察中美日增加值占全球比例。1990年代初中國占比只有5%左右，當時日本該比例值最高曾超過20%，美國在20世紀初該比例值最高曾接近30%。中國上述份額進入21世紀快速提升，2013年達到23%，同年美國日本分別為17.2%和7.8%。從中國、G7與其他金磚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G20就業總數比重看，中國占比2013年為56%，G7同一指標值為13.7%，其他金磚國大體約為19%。

新世紀以來，中國工業制造與就業絕對規模與全球比例持續提升，是在大體開放環境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實現，顯示中國現階段在工業制造可貿易部門具有較強動態比較優勢與國際競爭力。毋庸諱言，中國目前是中等收入國家，美日等國經濟大體處於全球產業技術前沿，因而中國工業制造結構與美日比較仍存在不小差距。展望未來，即便在對中國經濟前景較為有利假設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幾十年追趕才能逐步收斂。不過對本文討論主題而言，中國生產力結構目前某些相對落後屬性，恰恰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後進國家大規模開發階段需求特點契合度較高，構成共建“一帶一路”的獨特優勢條件。

觀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額快速增長，可見“中國建造”的比較優勢能力。數據顯示，“中國建造”對外承包工程完成額，從21世紀初不到100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近1400億美元。從具體項目看，主要集中在軌道交通、公路、港口、碼頭、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行業。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員工數從21世紀初5萬多人上升近年30多萬人。由於“一帶一路”設施聯通需要強大的基建工程設計與實施建造能力支持，中國這方面階段性稟賦條件與能力特點，對共建“一帶一路”同樣有重要支持作用。

中國在某些領域生產技術能力正在迅速追趕，少數領域如高鐵技術整合運用、某些重型機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領域等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中國高鐵技術突破與大規模運用，顯著提升了貨物與人員大範圍、大規模、高速度的陸地運輸和旅行效率，使得亞洲大陸內部以及歐亞大陸之間的人員、物資往來變得更為便捷有效，對實現“一帶一路”美好願景具有重要積極作用。

中國儲蓄與中國儲備

在開放宏觀經濟領域，中國目前擁有充裕國民儲蓄與外匯儲備資源，對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具有關鍵支撐作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具有資金投入密集與投資周期較長特點，發展中國家通常國內儲蓄不足，自行解決基礎設施不足短板面臨特殊困難。在邏輯上國內儲蓄不足可通過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解決，然而大型基礎設施投融資存在特殊風險，市場融資難以大範圍奏效。現存各類開發性國際金融機構，試圖利用國際機構信譽與能力克服有關困難，長期以來世界銀行、亞行等國際開發機構取得不少成績，然而仍遠不能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謀求發展現實需要。

據亞洲開發銀行2009年一份報告，“在2010―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總體需要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大約8萬億美元。此外還要在特定區域內基礎設施項目上投資2900億美元。大體是在11年內每年需要7500億美元投資”。非洲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也面臨類似瓶頸約束。據世行一份報告估計，“要滿足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每年需要930億美元資金——這是現有水平的兩倍多”

然而，投融資供給能力顯著不足。世行是全球最大發展融資機構，2013年財年為全世界提供基礎設施投資只有240億美元左右。亞行近年總融資額200~300億美元，較大部分用於區域內減貧、教育、衛生等民生措施，投資基礎設施資金規模更有限。各國政府與有關機構積極努力應對資金瓶頸，如2012年部分東盟國政府與跨國機構建立東南亞基礎設施基金，然而其初始運營資金只有4.85億美元，對於區域內巨大投資需求而言可謂杯水車薪。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金融危機後及其後續影響極大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的、私人的和長期的渠道獲得的資金，特別是用於基礎設施的資金。”

由於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大量先行投入與長期融資，共建“一帶一路”主要倡導與協調國家，必先擁有充裕國民儲蓄與強大資本形成能力才能主其事。由於人口結構和發展階段特點，中國目前宏觀經濟呈現高儲蓄高投資特點，最有能力協助緩解廣大發展中國家儲蓄與投資能力不足的瓶頸制約。數據顯示，21世紀初中國用市場匯率衡量的國民儲蓄總規模只有美國兩成左右，2008年第一次超過美國，2013年已約為美國1.6倍。如果考慮美國資本存量規模較大因而資本折舊較多，中國國民凈儲蓄規模超出美國比例要來得更大。

高儲蓄支持中國高投資能力。中國資本形成規模2010年第一次超過美國，2013年約是美國1.37倍。因而中國有能力在保持國內投資需求較快增長同時，幫助沿線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建設。

作為比較，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大都面臨國民儲蓄率趨勢下降問題。2013年美國和日本儲蓄率都已降到約18%。依據對美國與日本資本產出比、資本存量、資本折舊等宏觀經濟指標的估測，兩國即便把所有儲蓄都變成國內投資，也難以實現凈投資及資本存量較快增長。儲蓄率偏低與固定投資不足，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目前比較普遍面臨的宏觀經濟約束，這一情形下自然沒有很多余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投資發展。

目前中國擁有全球單個國家最大規模外匯儲備，對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至少有兩方面支持作用。一是在後危機時代發達國家爭先恐後地實施超級寬松貨幣政策積累風險環境下，大規模儲備有助於應對外部金融形勢可能動蕩帶來的沖擊，保證“一帶一路”實施進程具有最大穩定性。二是在區域內貨幣尚未普遍國際使用前提下，美元仍承擔國際結算和支付手段。在有關工程項目需要到區域外國家配套采購場合，美元的國際支付流動性更是不可缺少。

不過外匯儲備作用或許沒有一般想象得那麼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投資項目所需資本品與其他設備材料具有比較系統的配套供應能力，因而對儲備資產終極需求可能比較有限。隨著區域內經濟發展及其對區域外較高端資本品及其他特殊配套產品總體進口替代能力提升，隨著區域內國家貨幣的國際使用程度提升，上述輔助功能的重要性將呈下降趨勢。一國外匯儲備是國民儲蓄的轉化形式，就對本文討論問題重要性而言，中國擁有充裕國民儲蓄應是第一位的。

21世紀初年中國經濟快速追趕，然而受制於匯率改革滯後與高儲蓄率背後結構性因素，積累了過量外匯儲備。增持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不斷把國民儲蓄借給供應儲備資產的債務國，伴隨中國對美國等發達國家過量債權積累。這個運行模式對危機前中國及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發揮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後危機時代越發顯示其不可持續性。共建“一帶一路”意味著中國富余儲蓄今後將更多轉化為在沿線國家生產性投資及相應債權股權，標志中國利用國民儲蓄方式將逐步發生轉折性變化，並有望對全球範圍儲蓄跨國配置方式產生顯著影響。

合作共贏的經濟邏輯

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規劃，其具體戰略設計與實施方案必然包含覆雜內容與細節。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簡之理。以“為什麼是中國”為題，從各國發展訴求與中國獨特稟賦條件對接關系分析，“一帶一路”自有其簡明清晰的經濟邏輯。什麼是發展？如何謀發展？開放環境對發展有何影響？“一帶一路”實踐對理解發展經濟學上述重大問題有啟示作用。

後進國家經濟通常有類似結構特點：如基礎設施條件差，資源開發能力弱，體制政策效率低，缺乏熟練工人和各類人才等等。一國經濟進入快速成長軌道，根本動力當然要靠自身努力和內因作用，發展意願與體制政策選擇具有決定性作用。然而符合規律與切實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對突破貧困陷阱與進入起飛狀態發揮重要助推作用。中國憑借新興大國經濟的組合優勢特點，有可能通過倡導共建“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提供全新的合作發展契機。

憑借制造與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國能為經濟後進國家提供性價比最好的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方案；借助階段性充裕的國民儲蓄和外匯儲備資源，中國能有效幫助沿線國家超越儲蓄與貿易“雙缺口”對起飛發展的制約；中國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品或產品區段，隨著國內要素價格上升會在市場機制和比較優勢規律作用下逐步向國外轉移，為沿線承接轉移國家創造非農就業、提升人力資本、發揮比較優勢提供現實機遇；中國與有關國家共享改革發展經驗，有望為沿線國家體制與政策誘致性改革變遷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動力。

當然，“一帶一路”並非僅限於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雙邊關系，而是亞歐大陸之間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域的合作行動。不過中國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已經並將繼續在這個進程中發揮特殊作用。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中國將有機會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最好合作發展夥伴，中國和平發展偉業也有望從中獲得廣泛助益。

本文為作者“一帶一路”系列評論之一。(收藏自2015-05-19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