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在習近平主席首先提出這一概念之後，以一帶一路為方向的“走出去”大戰略已變成了我國開放的一個主軸。作為一個有著美好願景的戰略，“一帶一路”要最終成功，需要處理好國內與國外、政府與民間、以及長期與短期三個關系。

國內與國外

“一帶一路”在我國國內已經得到了熱烈反響。國內許多人都將其視為有利於我國產能輸出、以及獲取資源的新機會。但別忘記，“一帶一路”是一項國際合作戰略，僅憑我們國內的熱情很難做好。就算我國不缺資金、技術、和意願來幫助相關國家發展經濟，別人是否領這個情還不一定。所以，“一帶一路”的主要阻力在國外而非國內。因此，處理好國內與國外的關系是推進“一帶一路”的關鍵之一。

具體來說，我們首先得同時站在國內和國外兩個視角來思考“一帶一路”。這樣才容易發現別國的關切和顧慮。比如，我們國內高談產能輸出的時候，別國就可能擔心我們產品傾銷。我們熱議資源獲取的時候，聽在別國耳裏就可能變成資源掠奪。我們這邊熱心地想著給別人修基礎設施，別人有可能擔心主權受到威脅。類似這樣的國內外認識偏差不在少數。這是國內在推進“一帶一路”時必須要考慮到的。

其次，“一帶一路”在國際上的宣傳工作也非常必要。我們需要清晰地闡述這項戰略的目標和內涵，給相關國家一個明確的預期。只有明了戰略的具體內容後，外方才可能真心投入其中。至於外方可能存在的顧慮，也需要有針對性的加以解釋。比如，我國的過剩生產能力很可能正好是別國所缺，雙方合作是互利共贏，而非零和博弈。

再次，“一帶一路”的推進需要充分尊重別國的意願。對於這項戰略，別國在認識、接受上會有一個過程。而國外政府的執行力可能也未必趕得上我國。這些都可能造成其行動的遲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應該尊重別國的選擇，而不能將我們的想法和做法強加於人。只要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做好工作，讓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嘗到甜頭，不愁別國不趕著要搭這條大船。


政府與民間

毋庸諱言，“一帶一路”計劃體現了我國的國家意志。因此，我國政府的參與是必然的。但“一帶一路”僅靠政府也遠遠不夠。相比這一計劃所勾勒的宏偉遠景來說，我國政府所能提供的資金規模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如果這一戰略完全變成政府行為，勢必會增加外部的疑慮，給推進帶來更多阻力。

所以，“一帶一路”必須也要吸引民間參與。這個民間既包括國內，也包括國外。而要協調好政府和民間的關系，政府需要做到“穩預期、擔責任、敢放手”三點。
政府需要給民間提供穩定的預期。民間資金要參與到“一帶一路”中來，自然需要賺取合理利潤。事實上，持續給民間創造有吸引力的商機，是“一帶一路”計劃能內生性持續發展的前提。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需要清晰地告訴民間戰略的長、中、短期目標分別是什麽，會在哪些領域展開，推進的方式將會如何。有了這樣清晰的圖景，民間自然會發掘其中的投資機會，積極參與進來。

同時，政府要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一帶一路”的基礎是通過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便利相關國家與我國的人員、資源、和信息流動，從而加深經濟的融合。基礎設施雖然有較大社會效益，但也有投資大、周期長、回報率低的特點。它的這種公益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擔起主要責任。就算要引入民間資金參與，前提也必須是政府給出足夠補貼，從而將項目的回報率提升到有吸引力的水平。另外，基建投資至少在短期內會產生很大債務負擔。這些也理應由政府承擔起來。政府如果沒有承擔起這些責任，而寄希望於民間，那將極大遲滯計劃的推進。

最後，政府還要在該放手的時候“敢放手”。政府搭了台之後，就應該放手讓民間來唱戲。互聯互通做好了，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怎樣更優地配置，就應該交給民間、交由市場來決定。要相信，對於該生產什麽、該在什麽地方生產、該怎麽生產這樣的問題，企業家比政府官員更清楚。資源該向什麽地方、向什麽行業配置，市場也能給出更好的答案。事實上，只有這種囊括了我國和相關國家的大市場建立起來了，“一帶一路”在經濟層面的目標才算基本實現。


長期與短期

“一帶一路”是一個長期戰略。其中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一塊當然會對經濟總需求有拉動作用。但不能因此將“一帶一路”理解或操作為短期的刺激性政策，否則既貶低了這一戰略的意義，也會損害我國國際聲譽。

這方面，我國2008年推出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是個前車之鑒。應該說，“四萬億”有力地對沖了次貸危機對我國的沖擊，在穩定經濟和社會方面發揮了不容抹殺的功勞。但是，“四萬億”的急放與急收也給國內經濟帶來了兩次大的沖擊，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後遺癥。

“四萬億”推出之時，財政和信貸資金投放快速放大，而建設項目也大規模上馬。這確實在短期內帶動了經濟增長的覆蘇。但是，寬松政策也快速推高了物價和資產價格，並惡化了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四萬億”退出也同樣迅速。2010年年初，強力的地產調控措施就開始陸續出台。貨幣政策也快速從擴張轉向緊縮。那些在2009年受信貸支持而上馬的投資項目，轉眼就碰到了銀行抽貸的困局。

正是快放與快收帶來的兩次沖擊，讓為穩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四萬億”承受了不少罵名。以至於後來政府再要出台任何刺激性政策，都極力要與“四萬億”做好切割。如果類似的情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生，那將對我國的聲譽帶來災難性的打擊，為我國未來任何“走出去”的計劃制造障礙。

因此，“一帶一路”計劃必須著眼長期，穩步推進。短期不能急，長期不能松。


建設將為歷史銘記的“一帶一路”

對於“一帶一路”計劃，觀察者必然會將其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做比較。而二者也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

在1948到1951年的三年半時間裏，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向西歐國家提供了127億美元的援助（占同期美國GDP的1.2%），幫助西歐經濟完成了戰後的重建。不過，這些援助在拉動西歐國家經濟增長、緩解其物資瓶頸方面發揮的作用其實是次要的。“馬歇爾計劃”的真正意義在於幫助西歐國家完成了從戰時管制經濟向戰後市場經濟的轉變，為接下來西歐的高增長打下了制度基礎。1991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表了一篇總結“馬歇爾計劃”的文章，標題就叫做《馬歇爾計劃：歷史上最成功的結構調整計劃》。

“馬歇爾計劃”給了我們啟示。要把“一帶一路”建成一個為歷史所銘記的工程，一定不能只著眼於對國內外經濟增長的拉動之上。更何況，考慮到目前我國和有關國家的GDP水平，“一帶一路”的規模還趕不上當年的“馬歇爾計劃”，因此至少在短期內，它能給相關國家經濟增長帶來的直接拉動不會太大。

但“一帶一路”在改善沿線國家經濟結構方面大有可為。“一帶一路”的推進可以緩解長期制約這些國家發展的基礎設施瓶頸。而通過互聯互通設施的建設，這些國家與中國、以及這些國家相互之間也能加強經濟融合，從而打造互利共贏的經濟共同體。這些都有利於其長期經濟增長潛力。如果“一帶一路”能夠幫助這些國家跨越低收入陷阱，減少貧困，並走上更快發展的道路，它就一定會被歷史所銘記。
在這樣的願景之下，切實處理好國內和國外，政府和民間，以及長期和短期這三個關系，“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就能少一些障礙，多一些進展。（收藏自2015-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