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墨西哥交通和運輸部部長魯伊斯·埃斯帕薩說，中鐵建要求墨西哥賠償中鐵建在競標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費用，該部門已向中鐵建發出官方通知書表明將向中鐵建支付2000萬墨西哥比索（約合130萬美元）賠償金。要點之一是，據稱根據墨西哥公共工程法，墨方僅能夠賠償中鐵建在競標過程中產生的“不可回收”費用；要點之二是，如果中鐵建對賠償金額存有異議，仍有權通過法律途徑申訴。至此，我們應當及時反思中國高鐵走出去的一系列風險。

 風險之一在於墨西哥這樣的國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公共決策的暗箱操作和朝令夕改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點。由於這些國家在政體的運行機制上已經西方化，某個部門領導很難說了算。如果民意反彈過大，這些國家的決策者就可能會出爾反爾。

 工農業已經現代化的墨西哥經濟實力排名美洲第四，世界第十三。墨西哥國土面積為1972550平方公裏，2013年的GDP總計為12601.46億美元、人均GDP為10659美元。單純從經濟數據來看，這樣的國家適合造高鐵。

 同為合眾國，墨西哥總統和美國總統一樣，都很強勢。這次中墨高鐵合作就是被總統叫停的。墨西哥實行的是多黨制，其主要政黨有革命制度黨（現執政黨）、國家行動黨、民主革命黨、綠色生態黨、勞動黨、匯合黨等。與拉美同為天主教為傳統宗教、具有革命和左翼思潮的巴西一樣，輿論的態度很容易決定墨西哥官員的行為選擇。

 “高鐵”投資傾向尋找那些經濟相對發達、幅員相對遼闊的國家。這類國家除了西方發達國家之外，大多數都是法治還在成型、政治制度相對穩定的發展中國家，常常表現出一個共同點：作為個體其官員喜歡拍腦袋決定，而一旦進入組織程序，仍然具有英美等發達國家政治體決策的通行特征，那就是決策的謹慎以及相應的低效。

 而從國土面積來說，除了中國外，全球過300萬平方公裏的國家（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巴西、澳大利亞、印度）都實行聯邦制。“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特點，但絕非這些聯邦制國家的共性。墨西哥屬於後者：相對傾向總統制的政體決定了這個國家喜歡“做大事”，可聯邦制部門與部門的分權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制衡的特點又決定了其常常做不成大事。

 我們這裏不是試圖批評不同國家的決策體系和行為方式。而是從客觀實證的角度來說，對國家治理和企業投資風險評估來說，這些特點是好是壞，需要我們認真分析。

 我們特別註意，此次墨西哥政府拒絕中國鐵建索賠要求的說法是，墨西哥只能賠償那些“不可回收”的損失。鑒別權在墨西哥那裏。如果中國不幹，有權通過法律來解決。因為實行了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分立的混合政體，墨西哥政府可以說法院不在我們控制下，他們會根據法治的原則來操作。這樣一個說法對中國來說是很被動的，對墨西哥的政治家或者政客們來說卻是表達“西方價值觀”的一個機會。面對這種局面，中國到底該怎麼辦？以一貫不喜歡在外交層面為了經濟利益而到處吵架的傳統來看，中國更有可能選擇繼續“顧全大局”。

 對我們來說，認真反思墨西哥高鐵中企競標變故的相關經驗教訓，就是提醒我們要在政治社會學、民族宗教學、海外群體性事件研究、民主制度下選民態度改變等一系列課程上好好補課。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社會穩定，加之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體系，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對這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與中國很不一樣的國家，了解都不多。在這個中國企業全面走出去的時代，該補的課程一定要補，否則損失的還是中國的國家利益。

 （《時代周報》2015年6月16日；作者系政治學者，曾任《改革內參》執行主編）（收藏自2015-06-2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