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1919～1996），北京人，作家、文學評論家。著有通訊特寫集《新戰士時來亮》，文學評論集《繁花與草》、《激流小集》，散文集《馮牧散文選》等。

在中國的諺語中，有“久病成醫”之說，卻從未見有人提出過“久病延年”這樣的接近於“二義悖反”的說法。

應當說，這是我的一個發現或是“創造”。

大約在“文革”後期，我剛從被流放的湖北鹹寧幹校回到北京，四壁蕭然而又百無聊賴；大約是和林彪的“折戟沈沙”有關，我曾有過將近兩年左右的相對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時我既無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無執筆寫作的心境，於是我除了讀書，享受那種“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樂趣外，我還曾經用篆刻來排遣那漫長的時日。我從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譜中發現了一幅銘刻在秦漢瓦當上的銘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筆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閑章，是仿漢印小篆體的四個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種自勉，又是一種和老朋友之間的共勉。印章中的這個“病”字，其實是包含了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當時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風暴，為我們這些從青年時代起便決心獻身革命雖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帶來的創傷（這種創傷既表現在心靈上也表現在肉體上）。我和我的許多老朋友當時都懷有這樣的心情：無論我們所身受的壓力有多麼沈重，無論我們仍將面臨著多麼嚴重的生死考驗，我們都要堅定地鬥爭下去和頑強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國命運推向深淵的邪惡勢力垮台為止。回想起來，我當時的期望值並不高，記得在當時我和幾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會中，我曾對延安時期的老朋友朱丹說過這樣的話：“只要讓我親眼看到江青這些禍國殃民的家夥們倒台，哪怕我在這個世界上只能再活一個星期，我也就心滿意足了。”這樣的話，我後來也對郭小川講過。他同意我的話，卻又批評我太悲觀了，盡管他後來悲慘的經歷，證明在他的內心深處，實際上要比我悲觀得多。

但無論如何，在那與其說是忍辱負重毋寧說是忍辱偷生的歲月裏，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時候，總是忘不了在信紙的一角鈐上這方題為“久病延年”的閑章，作為期望，作為激勵，也作為一種袒露心靈的表示。後來，我又刻了好幾方同樣的圖章，分贈給幾位能夠懂得它的含義的朋友，而且還獲得了一些朋友的會心的讚可；我相信，它們至今還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過患難的朋友手中。當然，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件事情大約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談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這方圖章所包含的一層意思。“久病延年”中的這個“病”字，還包含有另外一層意思，一層實實在在的意思。這指的是，對於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這樣的當時身體很不健康的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們能夠始終保有一種建立在堅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狀態，一種曠達而開闊的胸懷和心情，一種時刻都能自覺地發揮精神上的主觀能動性的意志，一種正常的、既是隨心所欲又是有所節制的生活方式，同樣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艱難的條件下，平安地頑強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個多世紀的生活經歷，可以為我的這個主觀論斷作出相當充分的印證。我始終認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我是“五四”運動的同齡人，早已年逾古稀。但我從十七歲起便患上了相當嚴重的肺結核和肋膜炎（後來又發展為慢性膿胸），再加上由於遺傳因素造成的嚴重哮喘病，因此，可以說，將近六十年以來，我從來都是與疾病為伴，幾乎沒有過過一天可以稱為“健康人”的日子。記得一九三八年初，我帶病逃離剛剛淪陷的北平，經過將近三個月的艱苦跋涉，才來到延安，其間所需要克服的困難，是現在的青年人所難於想見的。我父親（一位正直的知名學者），曾經以焦慮的心情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他絕不反對我參加革命，但以我的身體狀況，他擔心我活不到三十歲……。但是，後來我不但愉快地（也是艱難地）迎來了三十歲的生日（我還記得，那一天，我正準備和野戰部隊渡過長江，住在一個擔任突擊部隊的團指揮所裏，當然，根本沒有意識到那一天我正在進入“而立之年”），而且隨後作為一名隨軍記者，參與了解放廣東、廣西和雲南的大部分戰役，最後，經過了幾千裏基本上是靠步行的長途行軍，來到了雲南邊疆。

我的生命在雲南得到了一次挽救。那裏的醫院以當時最好的醫療條件治好了我的結核病和大體上控制了我嚴重的肺氣腫和哮喘病；但是，對於我的膿胸病，醫生們卻表示了一種束手無策的憂慮。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認，我能夠順利地活過了三十歲，是由於一種幸運的機遇，是由於一種帶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命運對我的寬容與厚愛。

我的脆弱而頑強的生命，在一九五六年得到了第二次挽救。那時，我已經三十七歲了，被送到北京來做大手術；雲南的醫院懷疑我得的是肺癌，而且把這個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診斷過早地透露給我了。我想我今天可以欣慰地說，我當時不但沒有被這個可以摧毀人的意志的消息所壓倒，而且一直是保持著一種豁達而平靜的心境。我想，這種心境，是使我後來得以順利地戰勝無數次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難，而能夠繼續頑強地活了過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的，是兩位傑出的醫生——著名的胸外科專家吳英愷和黃國俊教授。在當年那種簡陋的條件下，他們為我做了一個長達十個小時的開胸手術，基本上解決了使我多年深受折磨的膿胸癥——而且是一種罕見的“包囊性膿胸”。用黃國俊的話來說是：“我們從你右胸裏給你摘除了一個中號暖水袋！”而且多半是出於對我表示安慰的好心，他當時還對我說：“你不要悲觀，像你得的這種病，在我們的病例記載當中，存活率很高，有長達十一年後現在仍然健在！”

聽了這些話，我當時不但感到高興，而且還為此激動不已。我想，我的日子還長著呢，即使我沒有足夠的把握，我也一定要努力給他們創造一個新紀錄——再存活十二年，到那時，我還不到五十歲呢！

而事實上，從那以後，我已經“存活”了三十八年。而這三十八年，我所跨越、所經歷的，又絕非是一條風和日麗、風平浪靜的生活道路。盡管在這漫長歲月中，我又經受了那麼多的意想不到的疾風驟雨的沖擊，使我常常感到，我所走過的每一段生活歷程，都好像是在湍流急浪中搏擊前進的，不論是幸，還是不幸，反正至今雖然我所擁有的依然是一副時時為病痛所苦的孱弱之軀，我卻仍然能夠生活得平靜而自如，仍然能夠為我所獻身的事業做出點點滴滴的微小卻是無愧於心的奉獻。而且在不久之前，剛剛愉快地度過了我的七十五歲生日。

有不少人曾經向我問起過我的“養生之道”，怎樣才能做到“久病”而又“延年”，我卻往往難以作答。我平生與煙酒無緣。我從來不吃補品，也不練“氣功”，除了熱衷於長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進行持之以恒的體力鍛煉。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為了保護身體而必須屈從於種種純屬臆想的違反自然的“清規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對自己從青年時期就認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絕不動搖。對於種種邪惡現象，我也絕不缺少那種嫉惡如仇的義憤。但我也始終認為，人應當具有一種博大寬容的胸懷。我承認，我的性格也許過分溫和和過分寬容，以至於從延安時期直到現在，我頭上長期被扣上的“溫情主義”和“缺乏鬥爭性”這兩頂帽子，從來沒有摘掉過，有人甚至因此以“東郭先生”相譏，我對此也並不介意。我的一條自然形成的準則是：有所為，也有所不為。對於原則問題，我絕不含糊，而對於那種紛至沓來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談，我采取的是既不斤斤計較，也絕不跟自己過不去的態度。只要是於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適、情之所至的好事，我總是願意無條件無代價地付出自己的勞動，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總是盡力而為。

就是這樣，我走過了自己艱難而又無愧無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長歲月。我已經大大地、超額百分之三百地完成了我父親當年所期望於我的“生命計劃”。對此，許多人為我慶幸，有人則不那麼高興，但對我來說，至少是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久病”也能夠“延年”的絕非虛構的範例。因此，不管怎樣，“久病延年”這四個字一直被我視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別人也能由此得到一點啟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