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有個愛寫信的習慣，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是從1941年的冬天開始的。哥哥約尼自應征入伍後，一連數月沒有音訊。母親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廚房的大桌子前給他寫信。

我弄不明白既然約尼從不回信，她幹嘛還要寫呀寫。

“等著吧，我們總會收到他的來信的。”她總是那麽自信。母親常說，信同人的心靈是相通的，神聖的上帝之光會把它們聯系在一起，她相信這速光芒能幫助她找到約尼。

我不知道她說的這些話是不是為了讓她自己或我們大家放寬心，但這畢竟把我們的心緊緊連在了一起。終於有一天約尼來信了——他還活著，正在南太平洋上。

母親每次都在信末署上她的名字“賽西麗婭·卡普契”，這一直使我有些迷惑：“幹嘛不寫‘媽媽’？”原來，她從來就把自己當做賽西麗婭·卡普契，而不是媽媽。這使我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母親，這位身材嬌小、穿著不足5碼的高跟鞋的意大利女人。

母親從不化妝，也不佩戴首飾，除了一只金黃色的結婚手鐲。她有一頭漂亮的頭發，又黑又直，盤在腦後，鼻梁上架著一副輕巧的銀絲邊眼鏡。

每次寫完信，母親總是讓父親去發。然後，她端來咖啡壺，我們便邊喝咖啡邊回憶起以前一家10口人圍坐在桌邊時的美好時光——爸爸、媽媽，還有8個孩子。那時，我們這5個男孩3個女孩中誰也沒想到有朝一日會離開這個家，去工作，去參戰或者結婚，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親寫信的對象中又加上了另外兩個兒子。每天晚上她要寫3封不同的信，然後讓父親和我在信上加上我倆的問候。

母親寫信的事在村子裏傳開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婦人找上門來。她顫著聲向母親問道：“你能寫信，這是真的嗎？”“我常給兒子們寫信。”

“你也能念信？”那位婦人又輕聲問道。

“當然可以。”

婦人急忙從提包裏拿出一疊航空信：“念……請您快給我念念。”

這是那位婦人正在歐洲打仗的兒子寄來的。母親還記得那個以前常和自己的兒子一起玩耍的紅頭發小夥子。她把信由英文譯成意大利文，一封一封地念給那位婦人聽。婦人聽著，兩眼閃著激動的淚光。“我得給他回信，”她說，“可怎麽寫呢？”“達菲，去做點咖啡。”母親邊吩咐我邊把婦人領進裏屋坐下，然後拿出鋼筆、墨水和信紙開始寫了起來。寫好後，她給婦人念了一遍。

“你怎麽知道我想說這些？”她問母親。

“我常讀兒子的信，知道一個母親該對兒子說些什麽。”

不久，那位婦人又來的，還帶來了一位位朋友——她們的兒子都在打仗，她們都想給兒子寫信。於是，為街坊鄰居寫信幾乎成了母親的職業。有時她一整天都花在替別人寫信上。

母親對這些信尾的署名看得很重要。那位婦人請母親教教她：“我想學會寫我的名字給兒子看。”於是，母親就手把手一筆一劃地教她寫，一遍又一遍。這以後，每當母親為她寫好信，她便開心地在信尾寫上自己的名字。

一天，那位婦人又來到我們家。母親一眼便看出發生了什麽事。婦人眼中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種希望之光了。她們在一起久久地坐著，手拉著手。“也許我們該去趟教堂。”母親輕聲對她說。從教堂回來的路上，母親腦海中一片空白，只想著那位紅頭發小夥子。

戰爭結束後，母親放下了紙和筆。“結束了。”她說。然而，她想錯了。那些曾找母親替她們給兒子寫信的又拿著她們親戚的信來找她。

母親曾經說過，她曾一直夢想當一名作家。“為什麽不去實現這個夢想？”我問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標，”她說，“我的生活目標看來就是寫信了。

““沒有什麽能夠像信一樣把人們凝聚在一起。它會讓你痛苦，也能使你歡笑。

最好的關心莫過於一封充滿愛意的信箋，因為它可以讓世界變得很小，可以讓寫信人和讀信人成為自己的主宰。孩子，信就是生活！”母親的信一封也沒有留到現在，但受到過她幫助的人們卻依然在談論著她，把她寫的信裝進了他們記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