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中，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爭的發起國對所有被侵略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1970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親自在華沙猶太人起義英雄紀念碑前跪拜請罪，這一歷史瞬間被評為，“德國總理跪下去，德國人民站起來。”而時至今日，在日本仍有大量日本右翼人士到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頂禮膜拜。勃蘭特跪碑請罪的形象，深深地銘刻在各國人民的記憶中，早已傳為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的佳話。勃蘭特以其智慧和勇氣、語言和行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一些政要，樹立了一個如何正確對待歷史的榜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60多年了，但時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麼些人顛倒歷史，到甲級戰犯靈前頂禮膜拜，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與日本不同，發動戰爭的另一個國家――德國，在二戰問題上敢於面對歷史，承擔歷史的罪責，承認歷史的判決，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向受害國人民認罪。他們這種正確對待歷史的態度，贏得了受害國人民的諒解和信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稱讚。

說起德國的認罪，人們會不約而同地想起1970年12月7日。就在那一天，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起義英雄紀念碑前跪拜請罪，形成了化解波德民族仇恨的歷史瞬間。

當時，我正在華沙工作，見證了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

納粹占領血雨腥風

華沙猶太人起義英雄紀念碑坐落在以英雄莫·阿涅萊維奇命名的大街邊。阿涅萊維奇是1943年4月19日華沙猶太人起義的領導者。當德國納粹血腥鎮壓起義占領了起義指揮中心的時候，阿涅萊維奇及其同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用留下的最後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表現出一個民族不可侮辱和欺淩的高貴的尊嚴。華沙猶太人起義英雄紀念碑就是用這種高貴的民族尊嚴，用數以萬計的犧牲者的熱血鑄造的。它從1948年4月19日華沙猶太人起義5周年落成之日始，就高高地聳立在華沙猶太區的廢墟上，記載著民族的苦難和悲憤。

如今猶太區的廢墟早已不見蹤影，代之以開闊的廣場和寧靜的草坪。但人們不會忘記德國侵略者占領時的殘暴和屠殺。德國納粹曾在這裏修建起3米高的圍墻，將45萬猶太人集中在一片狹小的街區，稱之為猶太區，實行其種族滅絕政策。他們日覆一日地從這裏將猶太人用火車押送到奧斯威辛等地的集中營，不分男女老幼，實施集體屠殺。他們殺人手段之兇殘，遠遠超出人們的一切想象。僅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焚屍爐，一日之內即可焚燒屍體近萬具。

在波蘭的土地上，有多少個大大小小的奧斯威辛!在一個只有3000萬人口的國度裏，納粹德國的殺人機器吞噬了多少無辜的生命!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全波蘭死亡人數600萬，首都華沙死亡80萬。可以說波蘭家家戶戶都有殉國者和死難者，無一幸免。這是德國納粹以其反人類的滔天罪行，在波德之間制造的仇恨，挖掘的鴻溝。

邊界爭端傷口塗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正義戰勝了邪惡，歷史做出了結論。根據波茨坦會議的安排，躋身戰勝國行列的波蘭的疆域西移了，戰前德國奧得-尼斯河以東的十萬余平方公裏的土地劃歸給波蘭。奧得-尼斯河成為波蘭和德國之間的邊界線。

1949年在德國的土地上誕生了兩個德意志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兩個德意志國家對奧得-尼斯河邊界問題持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誕生之日起即同波蘭建立了睦鄰友好關系，承認奧得-尼斯河是波蘭的西部邊界，是兩國間“友好的邊界”、“和平的邊界”。

與民主德國相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對奧得-尼斯河邊界持有異議。他們援引波茨坦議定書中的有關規定和提法(即波德邊界的“最後劃定應由對德和約解決”，戰前屬於德國的東部領土只是交由“波蘭管轄”)，不承認奧得-尼斯河邊界是波德之間的最終邊界，不承認波蘭對收覆地區的主權，不同意將戰前德國的部分領土割讓給波蘭，也不承認1950年民主德國和波蘭簽訂的邊界條約具有合法性。

波蘭認為，在聯邦德國存在一股企圖修改邊界的勢力，這股勢力始終沒有放棄恢覆1939年德國版圖的願望與活動，直接威脅著波蘭的邊界安全和領土完整。波蘭強調，波蘭和聯邦德國之間“只有和平問題，沒有邊界問題”，聯邦德國是否承認波蘭西部邊界線，是檢驗聯邦德國是走和解之路還是走覆仇之路的試金石。

俗話說“冤家易結不易解”。從1945年戰爭結束，到1970年波蘭和聯邦德國“兩國關系正常化基礎條約”簽訂，奧得-尼斯河邊界問題一直是波德雙方爭執的核心和關系緊張的根源。在邊界問題上的長期爭吵，無疑是在充滿仇恨的波德關系的傷口上不斷地撒鹽巴。25年了，舊仇和新恨困擾著兩個國家、兩個民族。

碑前一跪化解千仇

到了上個世紀60年代末，勃蘭特開始在聯邦德國執政，提出了“新東方政策”。他試圖通過同波蘭等東歐國家的修好，重塑德國的國際形象，爭取為聯邦德國在歐洲和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作用打開新的局面。對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波蘭也采取了迎合的態度。雙方開始就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並就簽訂《兩國關系正常化基礎條約》達成協議。

勃蘭特終於敲開了波蘭的國門，首次訪問華沙。1970年12月7日，他在華沙做了兩件載入史冊的大事。一是他同波蘭總理西倫凱維茲簽署了《兩國關系正常化基礎條約》。該條約確認了波蘭的西部邊界及其不可侵犯性，並彼此保證無條件地尊重對方的領土完整，現在和將來都不向對方提出任何領土要求。條約的簽訂，開辟了聯邦德國和波蘭關系新的發展階段，標志著兩國關系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兩國國家關系隨之走向正常化。二是他在猶太人起義英雄紀念碑前跪拜請罪。如果說第一件事從政治和法律的層面上，開始解決兩國間歷史遺留的邊界和領土糾紛，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矚目;那麼第二件事，則從道義和感情的層面上，開始撫平波蘭人心底的歷史傷痕，震撼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心靈。

碑前一跪泯千仇。當回憶起這一歷史瞬間時，誰不稱讚這位德國總理的膽識和勇氣，誰不認為正是這位德國總理在現代國際關系史中為世界留下了一個值得記憶的日子――1970年12月7日。

這一天，勃蘭特按日程安排，前往華沙猶太人起義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當他緩步登上石階時，映入眼簾的是栩栩如生的起義者的群像，是45萬華沙猶太人的血和淚，絕望和反抗，仇恨和怒吼。他肅立在紀念碑前，突然彎下身驅，雙膝跪在冰冷的大理石上。來自不共戴天的敵國的一位領導人跪下了，向受害者懺悔、請罪。這並非禮賓規定的舉動，使他的隨行人員驚呆了，波方的陪同人員驚呆了，圍觀的人們也驚呆了。從震驚中猛醒過來的攝影記者，急忙用相機固定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瞬間。

這一瞬間，勃蘭特重塑了德國的形象。世人真切地看到了聯邦德國的“另一種德國人”，他們不僅不是殺人不眨眼的納粹屠夫，還真心誠意地為納粹德國的滔天罪行向受害者跪拜請罪，以表明他們願同受害國重修於好，不想再做傷害受害國人民民族感情的事。

“常常有人問，這是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舉動?”

勃蘭特在回憶文章中說：“我告訴他們：不是。事先沒有這樣的計劃。我面對德國人的歷史災難，面對千百萬受害的生靈，只是做了當語言已經蒼白無力時人們所能做的事。”他還說：“一位記者報道說，‘他跪下了。他本不必為那些應該下跪而未下跪的人跪下的，因為那些人沒有這樣的勇氣，不會有或不想有這樣的勇氣。’20年過後，我仍然難於找到比這更好的表述。”勃蘭特的話是真誠的。在紀念碑前，他跪下了，因為語言已無法表達他的內心感受。在紀念碑前，他跪下了，因為他既要為前人贖罪，又要為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祈求和解。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一瞬間拉近了波蘭和聯邦德國兩個國家和人民的距離，掃蕩了壓在波蘭人心頭的陰霾。第二天波蘭總理西倫凱維茲在機場送別勃蘭特時，握著勃蘭特的手，激動地說：“你昨天的舉動，打動了波蘭許多人的心，我夫人打電話到維也納告訴她的朋友，她們倆在電話中都情不自禁地哭泣了。”

德國總理勃蘭特跪碑請罪的形象，深深地銘刻在各國人民的記憶中，早已傳為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的佳話。勃蘭特以其智慧和勇氣、語言和行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一些政要，樹立了一個如何正確對待歷史的榜樣。(轉載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為前駐波蘭大使，（收藏自2013-09-02國際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