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1910～1999），北京人，作家、記者、翻譯家。有長篇小說《夢之谷》，通訊特寫集《人生采訪》，散文集《蕭乾散文特寫選》，譯作《好兵帥克》等。

北方人常說，好吃不如餃子，舒服不如倒著。英國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熱茶。40年代在英國去朋友家度周末，入寢前，主人有時會問一聲：早晨要不要給你送杯茶去。

那時，我有位澳大利亞朋友——著名男高音納爾遜·伊靈沃茨。退休後，他在斯坦因斯鎮買了一幢臨泰晤士河的別墅。他平生有兩大嗜好。一是遊泳，二是飲茶。遊泳，河就在他窗下。為了清早一睜眼就喝上熱茶，他在床頭設有一套茶具，墻上安裝了插銷。每晚睡前他總在小茶壺裏放好適量的茶葉，小電鍋裏放上水。一睜眼，只消插上電，頃刻間就沏上茶了。他非常得意這套設備。他總一邊啜著，一邊哼起什麼詠嘆調。

從二次大戰的配給，最能看出茶在英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國一向依仗是龐大帝國，生活物資大都靠船隊運進。1939年9月宣戰後，納粹潛艇猖獗，英國商船要在海上冒很大風險，時常被魚雷擊沈。因此，只有絕對必需品才準運輸（頭6年，我就沒有見過一只香蕉）。然而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居民每月的配給還包括茶葉一包。在法國，咖啡的位置相當於英國的茶。那裏的戰時配給品中，短不了咖啡。1944年巴黎解放後，我在錢能欣兄家中喝過那種“戰時咖啡”，實在難以下咽。據說是用炒橡皮樹籽磨成的！

然而那時英國政府發給市民的並不是榆樹葉，而是真正在錫蘭（今斯裏蘭卡）生產的紅茶，只是數量少得可憐。每個月每人只有二兩。

我雖是蒙古族人，一輩子過的卻是漢人生活。初抵英倫，我對於茶裏放牛奶和糖，很不習慣。茶會上，女主人倒茶時，總要問一聲：“幾塊方糖？”開頭，我總說：“不要，謝謝。”但是很快我就發現，喝錫蘭紅茶，非加點糖奶不可。不然的話，端起來，那茶是絳紫色的，仿佛是雞血。喝到嘴裏則苦澀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錫蘭茶亦有“黑茶”之稱。

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紅茶（大多是“大紅袍”）就只有去廣東人開的中國餐館。至於龍井、香片，那就僅僅在夢境中或到哪位漢學家府上去串門，偶爾可以品嘗到。那綠茶平時他們舍不得喝。待來了東方客人，才從櫥櫃的什麼角落裏掏出。邊呷著茶邊談論李白和白居易。剎那間，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覺把人帶回到唐代的中國。

作為一種社交方式，我覺得茶會不但比宴會節約，也實惠並且文雅多了。首先是那氣氛。友朋相聚，主要還是為敘敘舊，談談心，交換一下意見。宴會坐下來，滿滿一桌子名酒佳饌往往壓倒一切。尤其吃魚：為了怕小刺紮入喉間，只能埋頭細嚼慢咽。這時，如果太講禮節，只顧了同主人應對，一不當心，後果真非同小可！我曾多次在宴會上遇到很想與之深談的人，而且彼此也大有可聊的。怎奈桌上杯盤交錯，熱氣騰騰，即便是鄰座，也不大談得起來。倘若中間再隔了數人，就除了頻頻相互舉杯，遙遙表示友好之情外，實在談不上幾句話。我尤其怕赴鬧酒的宴會：出來一位打通關的勇將，擺起擂臺，那就把宴請變成了灌醉。

茶會則不然。赴茶會的沒有埋頭大吃點心或捧杯牛飲的。談話成為活動的中心。主持茶會真可說是一種靈巧的藝術。要既能引出大家共同關心的題目，又不讓桌面膠著在一個話題上。待一個問題談得差不多時，主人會很巧妙地轉換到另一個似是相關而又別一天地的話料兒上，自始至終能讓場上保持著熱烈融洽的氣氛。茶會結束後，人人仿佛都更聰明了些，相互間似乎也變得更為透明。

在茶會上，既要能表現機智風趣，又忌諱說教賣弄。茶會最能使人學得風流倜儻，也是訓練外交官的極好場地。

英國人請人赴茶會時發的帖子最為別致含蓄。通常只寫：

某某先生暨夫人將於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時在家

既不註明“恭候”，更不提茶會。蕭伯納曾開過這類玩笑。當他收到這樣一張請帖時，他回了個明信片，上書：

蕭伯納暨夫人於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時也在家

英國茶會上有個規定：面包點心可以自取，但茶壺卻始終由女主人掌握（正如男主人對壁爐的火具有專用權）。講究的，除了茶壺之外，還備有一罐開水。女主人給每位客人倒茶時，都先問一下“濃還是淡”。如答以後者，她就在倒茶時，兌上點開水。放糖之前，也先問一聲：“您要幾塊？”初時，我感到太羅嗦。殊不知這裏包含著對客人的尊重之意。

我在英國還常赴一種很實惠的茶會，叫做“高茶”，實際上是把茶會同晚餐連在一起。茶會一般在四點至四點半之間開始，高茶則多在五點開始。最初，桌上擺的和茶會一樣，到六點以後，就陸續端上一些冷肉或炸食。客人原座不動，談話也不間斷。我說高茶“很實惠”，不但指吃的樣多量大，更是指這樣連續四五個小時的相聚，大可以海闊天空地足聊一通。

茶會也是劍橋大學師生及同學之間交往的主要場合，甚至還可以說它是一種教學方式。每個學生都各有自己的導師。當年我那位導師是戴迪·瑞蘭茲。他就經常約我去他寓所用茶。我們一邊飲茶，一邊就討論起維吉尼亞·吳爾夫或戴維·赫·勞倫斯了。那些年，除了同學互請茶會外，我還不時地赴一些教授的茶會。其中有經濟學大師凱因斯的高足羅賓遜夫人和當時正在研究中國科學史的李約瑟，以及20年代到中國講過學的羅素。在這樣的茶會，還常常遇到其他教授。他們記下我所在的學院後，也會來約請。人際關系就這麼打開了。

然而當時糖和茶的配給，每人每月就那麼一丁點兒，還能舉行茶會嗎？

這裏就表現出英國國民性的兩個方面。一是頑強：盡管四下裏丟著卍字號炸彈，茶會照樣舉行不誤。正如位於倫敦市中心的國家繪畫館也在大轟炸中照常舉行“午餐音樂會”一樣。這是在精神上頂住希特勒淫威的表現。另一方面是人際關系中講求公道。每人的茶與糖配給既然少得那麼可憐，赴茶會的客人大多從自己的配給中捏出一撮茶時和一點糖，分別包起，走進客廳，一面寒暄，一面不露聲色地把自己帶來的小包包放在桌角。女主人會瞟上一眼，微笑著說：“您太費心啦！”

關於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經常被列舉的是火藥和造紙。然而在中西交通史上，茶葉理應占有它的位置。

茶葉似乎是17世紀初由葡萄牙人最早引到歐洲的。1600年，英國茶商托馬斯·加爾威寫過《茶葉和種植、質量與品德》一書。英國的茶葉起初是東印度公司從廈門引進的。1677年，共進口了五千磅。17世紀40年代，英人在印度殖民地開始試種茶葉。那時可能就養成了在茶中加糖的習慣。1767年，一個叫作阿瑟·揚的人，在《農夫書簡》中抱怨說，英國花在茶與糖上的錢太多了，“足夠為四百萬人提供面包”。當時茶與酒的消耗量已並駕齊驅。1800那年，英國人消耗了十五萬噸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在飲茶上的。

17世紀中葉，英國上流社會已有了飲茶的習慣。以日記寫作載入英國文學史的撒姆爾·佩皮斯在1660年9月25日的日記中做了飲茶的描述。當時上等茶葉每磅可售到10英鎊——合成現在的英鎊，不知要乘上幾十幾百倍了。所以只有王公貴族才喝得起。隨著進口量的增加，茶變得普及了。1799年，一位伊頓爵士寫道；“任何人只消走進米德爾塞克斯或薩裏郡（按：均在倫敦西南）隨便哪家貧民住的茅舍，都會發現他們不但從早到晚喝茶，而且晚餐桌上也大量豪飲。”（見特裏維林：《英國社會史》）

茶葉還成了美國人抗英的獨立戰爭的導火線。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波士頓事件”。1773年12月16日，美國市民憤於英國殖民當局的苛捐雜稅，就裝扮成印第安人，登上開進波士頓港的英輪，將船上一箱箱的茶葉投入海中，從而點燃起獨立運動的火炬。

咱們中國人大概很在乎口福，所以說起合不合自己的興趣時，就用“口味”來形容。英國人更習慣於用茶來表示。當一個英國人不喜歡什麼的時候，他就說：“這不是我那杯茶。”

18世紀以《訓子家書》聞名的柴斯特頓勛爵（1694～1773）曾寫道：“盡管茶來自東方，它畢竟是紳士氣味的。而可可則是個痞子，懦夫，一頭粗野的猛獸。”這裏，自然表現出他對非洲的輕蔑，但也看得出茶在那時是代表中國文明的。以英國為精神故鄉的美國小說家亨利·傑姆士（1843～1916）在名著《仕女畫像》一書中寫道：“人生最舒暢莫如飲下午茶的時刻。”

湖畔詩人柯勒律治（1875～1912）則慨嘆道：“為了喝到茶而感謝上帝，沒有茶的世界真難以想像——那可怎麼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後的世界。”

1989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