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1902～1988），湖南鳳凰人，作家、學者。著有短篇小說集《八駿圖》，中篇小說集《邊城》，散文集《湘行散記》，學術論著《中國服裝史》等。

一

我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今天到貴校來談談，不是什麼講演，只是報告個人在近五十年來，尤其是從二十到三十年代，由於工作、學習的關系，多少有一點認識。談起來都是很瑣碎的，但是接觸的問題，卻是中國近五十年來變化最激烈的一個階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從一個地圖上不常見的最小的地方來的，那個地方在歷史上來說，就是漢代五溪蠻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紀才成立一個很小的政治單位，當時不過是一個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軍隊，另一部分就是充軍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小鎮的人口還不到一萬人，但是這小地方卻駐了七千個兵，主要就是壓迫苗民的單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常見大規模的屠殺，特別是辛亥革命那段時間。這給我一個遠久的影響——就是認為不應有戰爭，特別是屠殺，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權力殺死一個人。

這也就影響到我日後五十年的工作態度，在無形中就不贊成這種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夠用筆來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我就反映這個問題。但是社會整個在大動亂中間，我用筆反映問題的理想工作就難以為繼了。照著原來的理想，我準備學習個五十年，也許可算是畢業，能作出點比較能滿意的成績。但是時代的進展太快了，我才學習了二十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三十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來二十多年的中國文學的發展，真是問題太多了。我是在大學教這個問題，教了二十年，現在要把那麼長一段時間的各種變動，壓縮到不到一個鐘頭來講，僅僅只能談個大略的印象，所以會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現在，我們新國家有很多的有關“五四”以來的專著都在編寫，我只能談到很少的部分，即是與我的學習和工作有關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一年生的，一九二三年到了北京。這之前，我當了五年小兵，當時所見的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密切的關系。這段時間，正是近代中國史上所說最混亂、腐敗的軍閥時代，從地方上很小的軍閥以至北京最大的軍閥的起來和倒臺，我都有比較清楚的印象。

剛到北京，我連標點符號都不知道。我當時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運動提出來的文學革命的理想。我深信這種文學理想對國家的貢獻。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影響。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個很小的會館，主要是不必花錢。同時在軍隊中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沒有飯吃全不在乎。這可不容易，因為任何的理想到時候都要受損傷的。但是我在軍隊久了，學得從來不因為這個喪氣。這也就是後來住到了北京大學附近，很快就得到許多朋友贊許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幾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著很薄的單衣，就在那裏呆下去了。別人不易了解，在我而言，卻是很平常的。我從不喪氣，也不埋怨，因為曉得這個社會向來就是這樣的。

當然，僅是看看《紅樓夢》，看看托爾斯泰的作品，是不會持久的。主要是當時一些朋友給我鼓勵和幫助，包括三個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農業大學。當我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我就靠著它們，做個不速之客。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對社會有更深了解的人都覺得非革命不可。我是從鄉下來的，就緊緊地抓著胡適提的文學革命這幾個字。我很相信胡適之先生提的：新的文體能代替舊的桐城派、鴛鴦蝴蝶派的文體。但是這個工作的進行是需要許多人的，不是辦幾本刊物，辦個《新青年》，或憑幾個作家能完成，而是應當有許多人用各種不同的努力來試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許多朋友覺得只有“社會革命”能夠解決問題，我是覺悟得比較晚的，而且智能比較低，但是仍能感覺到“文學革命”這四個字給我印象的深刻，成為今後文學的主流。按照當時的條件來講，我不可能參加這樣的工作，我連標點符號還不懂，惟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雙眼睛和頭腦，這是我早年在軍隊生活裏養成的習慣，對人世的活動充滿了興趣。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門外一條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幾百個古董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三千年間一個文化博物館。大約十五分鐘就可從家走到那裏，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邊走二十分鐘又到了另外一個天地，那裏代表六個世紀明朝以來的熱鬧市集，也可以說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館。因為這個時期僅僅隔宣統遜位十二年，從十七世紀以來，象征皇朝一切尊嚴的服裝器物，在這裏都當成廢品來處理，像翡翠、瑪瑙、象牙、珍珠等，無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館，上至三、四千年前的東東西西；一面是前門的大街，等於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館，所以於半年時間內，在人家不易設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學懂了不少我想學習的東西。這對我有很深的意義，可說是近三十年我轉進歷史博物館研究文物的基礎。因為，後來的年輕人，已不可能有這種好機會見到這麼多各種難得的珍貴物品的。

按照社會習慣來說，一個人進了歷史博物館，就等於說他本身已成為歷史，也就是說等於報廢了。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具體地把六千年的中華文物，勞動人民的創造成果，有條理有系統地看一個遍。從個人來說，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較可惜，因為我在寫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對國家來說，我的轉業卻是有益而不是什麼損失，因為我在試探中進行研究的方法，還從來沒有人做過。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因為文化是整體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問題上溯可到過去幾千年，但是它新的發展，在新的社會，依然有它的用處。這並不是我個人有什麼了不得的長處，主要還是機會好，條件好。在文物任何一部門：玉器、絲綢、漆器、瓷器、紙張、金屬加工……都有機會看上十萬八萬的實物。那時又正當我身體還健康，記憶力特別好的時候。可惜我這次出國過於匆忙，沒來得及帶上一些小的專題與各位討論。若將來有機會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較有頭緒的一、二十個專題來，配上三五十個幻燈片，我相信各位一定會有興趣的。

因為我們新的國家，對文物的管理和保護都有明文規定，隨著國家工業、農業的建設，已大規模地發現古物。整個來說就是把中國的文化起源，往前推進了約兩千年。根據最近的發現，大約在四千年前就懂得利用黃金，同時也有了漆器、絲綢的發明，而且也知道那時候服飾上的花紋設計。我的工作就是研究這四千年來絲綢上花紋的發展。因為研究絲綢的關系，也同時使我研究起中國的服飾基本圖案。最近已出版了一個集子，將來很可能會另外出些不同問題的專書。我今年已七十八歲了，在我興趣與精力集中下，若是健康情形還好，在新條件下我至少可望還工作五六年。

我舉個大家會感興趣的例子：在商朝，大約是公元前16世紀，從新出土文物中，就知道女士們的頭發是卷的。因為材料多，我研究是用新的方法來做，先不註意文獻，只從出土的材料來看問題；不談結論，先談實物，以向各部門提供最新資料。這只算是為其他各研究部門打打雜，作後勤工作，說不上什麼真正研究的成績。

現在在國外的朋友以及在臺灣的兄弟們，希望各位有機會回去看看。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有所謂《二十五史》，就沒有人註意現在從地下發掘的東西，比十部《二十五史》還要多。那些有興趣研究中國文化史、藝術史與工藝史的朋友，都值得回去看看。任何部門都有大量的材料，存放在各省博物館的庫房裏，等待有心人來整理和研究。這大多數都是過去文獻上從沒提到的，我們也只是進行初步的探索。但這工作明顯需要大量的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朋友來共同努力。這種研究的深入進展，十分顯明是可以充實、豐富、糾正《二十五史》不足與不確的地方，豐富充實以嶄新內容。文獻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東西卻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樣化的。任何研究文化、歷史的朋友，都不應當疏忽這份無比豐富寶藏。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本身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最近十年的動亂，許多工作有點來不及註意處理。直到最近幾年才給予它應有的註意。在座中大約有研究明清史料的。僅就這個問題而言，我們尚有一千萬件歷史檔案有待整理和研究。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同事說，光是這方面就需要有一百個歷史研究員研究一百年。

大家都知道敦煌、龍門、雲崗三個石窟，是中國中古以來的文化藝術的寶藏。其實還有更多的史前和中古近古的壁畫出土，將來都會逐漸公諸於世的。照過去的習慣，我們多以為對漢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從新出土的文物來比證，就發現我們從前知道的實在還太少。例如在文獻上雖常常提及唐代婦女的服飾，但它究竟是怎麼回事，實並不明確。因為文獻只有相對可靠性，不夠全面。那麼現在不甚費力就能分辨出初唐（武則天時代）、盛唐（楊貴妃時代）與晚唐（崔鶯鶯時代）婦女服飾基本上的不同。所以這些研究從大處說，不僅可以充實我們對於中國民族文化史的知識，從小處說，也可以幫助我們糾正對許多有名的畫跡、畫冊在年代上的鑒定。這也就是我雖快到八十歲，根本沒想到退休的原因。我希望最少能再作十年這種研究，而且將來能有機會拿文物研究中一些專題向在座各位專家朋友請教。

剛才金介甫教授對我的工作誇獎似太過了，我其實是個能力極低的人，若說有點好處，那就是揪住什麼東西就不輕易放過。這是金嶽霖教授對我的評語。我也希望再用這種精神，多研究個五年、十年。至於我的文學作品。應當說，都早已過時了。中國情況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不同，它變化得太快了，真如俗話說：“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我的一切作品，在三十年前就已過時了。今天只能說，我曾在文字比較成熟的三十年代前後，留下一些社會各方面的平常故事。現在已是八十年代！

許多在日本、美國的朋友，為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並不值得惋惜。因為社會變動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機會在這裏與各位談這些故事，就證明了我並不因為社會變動而喪氣。社會變動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中國有句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為來不及適應這個環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裏很快樂的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並不是消極的退隱。特別是國家變動大，社會變動過程太激烈了，許多人在運動當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更頑強堅持工作，才能夠保留下一些東西。在近三十年社會變動過程中，外面總有傳說我有段時間很委屈、很沮喪；我現在站在這裏談笑，那些曾經為我擔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擔心！我活得很健康，這可不能夠作假的！我總相信：人類最後總是愛好和平的。要從和平中求發展、得進步的。中國也無例外這麼向前的。

二

最近在香港印行的是有關服飾的。這部稿子在“文革”期間幾乎被燒掉。書名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當時周恩來總理給我的一個任務，在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有二十多萬字說明，四百多張圖片，從商朝到清初，前後有三千多年。不久將來或許將有英、日譯文本了。但裏面應用的材料可能太深了點，不大好懂，在翻譯中將有些刪減。我倒希望有些版本能不刪減，可作為研究資料用；許多問題還有待討論。

我的第二個文物集子也在進行中，到底是用斷代好呢？還是分類好？現在還沒決定。這工作現在來做，條件實在很好，也得到相當多的經費，給了兩個副研究員的名額，但助手選擇也並不容易，他必定要知道歷史，知道文物，必須具有各方面的知識，還得有文學和藝術知識，才能綜合資料，提出新的看法。這種人員的訓練很不容易。資料分散在全國各地，一切東西都是嶄新的。舉例來說：過去我們以為銅器上的鑲金銀是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現在知道在商朝就有了。另外，我還對於中國使用鏡子用了點心，二十多年前編過一本《唐宋銅鏡》。鏡子，過去也以為是春秋戰國產物，現在出土的商朝鏡子就有七、八面，三千三百年前就有鏡子了。

又如馬王堆出土的花紗衣服，一件只有四十八克重，還不到一兩。像同樣的文物，中國近代出土的實有萬千種。工藝上所達到的水平，多難於令人設想的精美。許多工作都在進行中。我們大家對秦始皇墓中的兵馬俑都很感興趣，在中國，類似的新文物有很多很多。另外朱洪武第十七太子在山東的陵墓，大家以為是明朝初年的，其實也並不全是，我們搞服裝的從大量殉葬泥俑就知道，當差的服裝多半還照元朝的官服，牽馬人的服裝又是照宋朝的官服。原因是中國歷來各朝代常將前一朝代最高貴品級的服飾，規定為本朝最低賤人的服飾，表示對於前一朝代的淩辱。又如北朝在洛陽建都，力求華化，帝王也戴“漆紗籠冠”，一直沿用下來，但到了唐朝，漆紗籠冠都是較低品級的官吏服用。這就是我說的，我雖“不懂政治”，但這些涉及政治的問題，卻不能不懂一點。

198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