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是一個敏感的孩子。這主要體現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個在自尊心方面容易並且經常受傷的孩子。一個窮孩子要維護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樣難。

青少年時期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每一個人都能夠以自己的方式擁有友情。明白了這一個道理之後我便是一個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時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換來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綿至今。

我感激文學。文學對中學時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響那便是——在潛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學的最後一年發生“文革”。我對自己較為滿意的是——我雖是“紅五類”、“紅衛兵”，但我在“文革”中與任何“紅衛兵”的劣跡無涉。我沒有以“革命”的名義歧視過任何人，更沒有以“革命”的名義傷害過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當年僅能表現的方式，暗中有時甚至是公開地同情過遭到這樣那樣政治厄運的人。

“文革”對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響是——促使我以中學生的頭腦思考政治。無論是知青的六年多裏，亦或是“工農兵學員”的三年多裏，我都是一名對“四人幫”的專制采取抵牾態度的青年。這一點使我那樣一名默默無聞的知識青年，竟有幸與一些“另冊”知識分子建立了友情。這也同時是成為作家的我，後來為什麼不能成為“純粹為文學”的作家，某些作品總難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來朝自認為更好的方面培養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說過——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膚，而是人的質量的一方面。

我承認我對關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別人對自己人格的評價是敏感的。正因為這樣，我承認——我常常以犧牲“自我”的方式，來換取別人對我的人格的贊許和肯定。這一點從好的方面講，漸漸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則。那些原則本身絕對沒什麼問題；從不好的方面講，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東西，其實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認，我對文學和作家這一職業，曾一度心懷相當神聖的理解。因為文學曾對我有過那麼良好的影響。這一種越來越不切實際的理解，很費了一番“思想周折”才歸於客觀的“平常心”。

我承認，恰恰是在我成為作家以後，所受的傷害是最多的。從一九八二年我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以後，我幾乎不間斷地在友情和人格兩方面受傷。原因諸多，有時因我的筆；有時因我的性格；有時那原因完完全全起於別人方面。我也冒犯過別人，故我對因此而受的傷害甘願承擔。

我承認，每當我被嚴重地誤解時，我總會產生辯白的念頭……

我承認，每當我受了過分的傷害，我總會產生“以牙還牙”的沖動……

我承認，每當我遭到辱罵和攻擊時，即使表面不以為然，心頭已積隱恨……

我承認，我很自慰地承認，後來我漸漸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

我承認，即使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難真的無動於衷……因為我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並不等於我的妻兒、親友，以及一切關愛著我的人也同時具有。一想到他們和她們也許同時受到傷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應。我的筆使我不無這種能力。它在作為武器時也肯定是夠銳利的……

但是近來我逐漸形成了另一種決心，那就是——從我寫這篇文章的此時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對於一切公開的辱罵、攻擊、蓄意的合謀的傷害，不再做絲毫的反應。不再敏感，而要遲鈍，而要麻木。這也是一種刻意。這一種對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這與所謂表現氣度無關，而與珍惜所剩的生命有關。所以即使也是一種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卻是必須如此的。

我覺得，一個人的敏感，和一個人血管裏的血，大腦中的腦細胞，和一個人的所有生命能動性一樣，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煙一樣，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個一直到零的減法過程。

我覺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狀況和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變得頹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須極其“節省”地運用它。

故我要公開地發一個毒誓，從此時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堅決地對一切傷害不再做出絲毫的反應。我也堅決地對一切誤解不再做出任何辯白——今天以前的反應不包括在內。比如對吳戈其人的攻擊所做的反應。它可能在今天以後見諸報刊，已無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讓我死於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內。我們都知道，癌癥是與遺傳基因有關的。

我既發此毒誓，那麼恭請一切報刊，萬勿再就辱罵和攻擊性、貶低性內容對我進行采訪；倘明知我發此毒誓還一味企圖從我口中討個說法，顯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發此毒誓，那麼恭請一切報刊放心，凡登載涉及我的文章，無論攻擊性多麼強，無論辱罵的話語多麼惡劣，皆可毫無顧慮。我將一概地保持絕對沈默。近一時期我深受被采訪之苦，遠比對我的文字傷害更使我身心受損。而實際上，我的誓言其實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無論怎樣“啟發”，堅決地不對任何誤解進行辯白；堅決地不對任何攻擊、辱罵、貶低和人格侵犯說出一句反擊性的話——今日《光明日報》一名女記者對我進行的采訪又當例外。其中有對一件事的辯白，我經考慮認為是必要的。

那麼，以後，我的敏感將僅僅體現在如下方面：

對感情的敏感反應——包括親情、友情、同情。

對社會和時代現象的敏感反應……

對想像與虛構能力的職業性的敏感反應……

對駕馭文字的能力和對修辭之職業水平的敏感反應……

對自己責無旁貸的種種義務的敏感反應……

我真的認為我的敏感將漸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須節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著它，我覺得對於我就已經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預先做一個與魯迅先生截然相反的聲明：我死之際將不帶走對一個世人的嫌惡和憎恨。因為歸根結底，我們人類也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一種動物。我們既然公認每一種動物的習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麼自己的同類也何妨如此？

我將嚴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願遭世人唾棄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

他死十幾年了。

一個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軍隊的人。一個解放後兢兢業業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一個“右派”。一個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個至死虔誠地認為自己可能對黨對人民有罪，並且毫無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懲罰的人——盡管他也許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麼。

上帝說：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無可辯白。

因為上帝是不會錯的——人的辯白則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於這種宗教邏輯，他從不替自己辯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會震驚於上帝也會犯錯誤的吧？

他是我接近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敵人”。

“右派”分子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要推翻社會主義”——我的中學政治課本上是這麼寫著的。我的中學政治老師也是這麼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著“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嚴酷批鬥時，我雖常常不免被那種種批鬥方式的嚴酷所驚悸，卻隱藏起一個少年的仁慈，絲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團舉辦的一次創作學習班上。

一天，吃早飯時，我發現多了一位形銷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問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誰？”

“楊方。”

“也是參加創作學習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當過編輯，讓他來幫著看看稿，邊改造邊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幾眼。創作學習班，成員大多數是知青，飯桌上也在高談闊論小說之類。楊方一言不發，連目光也不旁視，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飯。滿口牙殘缺不全，吃得極慢極慢。他那一張刀條臉，瘦得不能再瘦。兩腮塌陷，顴骨高突，一雙眼睛深深地隱蔽在眼窩裏。面色青綠。每一嚼動，青綠的皺紋縱橫的面皮便一緊一弛。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長長的兩束，無羈地飛揚著，箭豎著。仿佛除了剪斷，是別無他法使其倒順的。

我離開飯堂時，見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極慢極慢地吃著，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視。分明由於牙齒不健，連一個燒餅還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極慢，也吃得極小心，一手顫抖地端著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燒餅掉下的酥皮兒落在桌上，被人指責浪費農民血汗。

回到宿舍，聽別人講，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由於在“反右”鬥爭中說了些“錯話”，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當時，那些“錯話”的性質也並不很嚴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結果不嚴重也便嚴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給他戴上給誰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從革命軍隊中“清洗”而出，發配到了哈爾濱，後來據說改造得好，表現“老實”，調到了黑龍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從黑龍江出版社逐出，發配到北大荒，在四師接受第二番改造，當一名註“另冊”的農場職工。

別人還告訴我，他是好幾本書的責任編輯，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當年這兩本書是“大毒草”。所以那與其說是他的成績，莫如說更是他的“罪行”。後來我曾特意重翻那兩本書，卻見印在書上的責任編輯並不是他。或者是人雲亦雲，造成誤傳；或者因為他成了“右派”，在那兩本書還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個人住在我們隔壁的小房間。不是出於照顧，而是因為他通宵達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個房間的人，是根本無法睡覺的。除了每天吃三頓飯的時候，我幾乎見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飯時見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見到他時的樣子。他患有肺氣腫，正值嚴冬，從住處到食堂，一兩分鐘的路，他也不得不戴著口罩。還患有神經性顫抖癥，使人總擔心他吃飯時端不住碗。還患有胃潰瘍——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飯，半個饅頭從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撿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剝皮，剛剝下一小塊，卻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著半個臟饅頭，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樣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從他手中奪下了那半個臟饅頭，又掰了半個饅頭給他。

“不，不，我……還是吃了那半個臟的吧……”

我隨手將那半個臟饅頭拋進了剩飯桶。

同桌的夥伴們的目光都是贊許的。

惟他自己，滿臉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們同屋的三個知青，將自己關在房間裏寫作時，常聽到他在隔壁一陣陣劇烈的咳嗽。那咳嗽之聲劇烈得連我們都替他喘不上氣來。白天能聽到，晚上也能聽到。只要他在咳嗽，我們便知他在看我們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劇烈。

還有點人味兒的人，誰能不心疼這樣一位為我們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實他當年還不算老，也許才五十五六歲，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來歲的人了。

他看稿極認真，從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亂勾亂畫。連個符號也不記。連一頁紙的紙角也不折。稿旁放一個小本，一切都記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幾行，有一個什麼什麼字錯了……

一視同仁。

對於那些稿面非常清潔的稿子，他更是格外顯出一份兒對作者的尊重。看前，總是要用濕毛巾擦擦手，怕將稿面弄臟，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談稿子更認真。對一個不恰當的詞，一個不真實的情節，一個概念化的細節，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對話，他總要預先替你設想出幾種修改方案，與你談時，極謙恭地說：“我覺得這個地方，也許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幾種改法，咱們共同商量，看確定哪一種方案更好？”

其實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並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經過比較之後，自己選擇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時沒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爭辯。耐心地聽你談完自己的想法，然後婉言勸你再去多聽聽別人的意見。

他的意見，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數人認為是正確的。

他的謙恭，常常使我們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體弱多病的身體。而在他，那絕非虛偽。那是發自內心裏的虔誠。因為他仿佛一分鐘也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個“右派”，一個確乎有“罪”的人，一個被“改造”著的人，一個不過被臨時“利用”一下的人。而這種“利用”，又仿佛對他意味著是一種擡舉，一種恩典，一次“贖罪”的小小的機會。他以他的全部虔誠，搭上他那衰弱之極的身體，回報這種擡舉，這種恩典，這一次小小的“贖罪”的機會……

他是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

我當年發表在《兵團戰士報》上的第一篇小說《向導》，是在他與我長談了三次之後才定稿的。

那一次創作學習班上，有個驕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罵他“臭右派，裝模作樣假充內行”！他一言不發，默默地挨罵。我們大家氣壞了，將那小子騙到郊野，狠揍了一頓。

我們都從內心裏開始尊敬他。

有天夜裏，同屋的一個夥伴醒了，把我們也都捅醒，說：“老楊怎麼不咳嗽了？”

在那個年月，我們不能像如今一樣，對我們所尊敬的文學界長者稱“老師”一樣，稱他“楊老師”——這樣的稱呼也會使他自己驚恐的。我們只能叫他“老楊”。

我們都匆匆披上衣服闖入他的屋裏——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筆……

他臉色鐵灰……

那是淩晨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立即將他背往師部衛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們發現得早，他便死了。

後來我再沒見過他。

後來每年一次的創作學習班上，只要他的身體能撐得住，總會前去輔導。像輔導我們那一期學員一樣虔誠……

如今，許多經他輔導過的當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學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復旦大學，得知他病故了。

我們離開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沒法兒忘了他的。

一緬懷起他，我對那過去了的歷史充滿悸怖——它使好人無端變成“罪人”，竟是那麼隨便！那麼輕而易舉！並且連同無罪之人的無罪的意識，都一塊兒奸汙了！

是以追記此文，寄托我對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的大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