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開了。春天從窗外進來，人在屋子裏坐不住，就從門裏出去。不過屋子外的春天太賤了！到處是陽光，不像射破屋裏陰深的那樣明亮；到處是給太陽曬得懶洋洋的風，不像攪動屋裏沈悶的那樣有生氣。就是鳥語，也似乎瑣碎而單薄，需要屋裏的寂靜來做襯托。我們因此明白，春天是該鑲嵌在窗子裏看的，好比畫配了框子。

同時，我們悟到，門和窗有不同的意義。當然，門是造了讓人出進的。但是，窗子有時也可作為進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說裏私約的情人就喜歡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門的根本分別，決不僅是有沒有人進來出去。若據賞春一事來看，我們不妨這樣說：有了門，我們可以出去；有了窗，我們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風和太陽逗引進來，使屋子裏也關著一部分春天，讓我們安坐了享受，無須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詩人像陶淵明對於窗子的這種精神，頗有會心。《歸去來辭》有兩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不等於說，只要有窗可以憑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麽？他又說：“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風，小屋子可成極樂世界；他雖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廬山，也用不著上去避暑。所以，門許我們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許我們占領，表示享受。這個分別，不但是住在屋裏的人的看法，有時也適用於屋外的來人。一個外來者，打門請進，有所要求，有所詢問，他至多是個客人，一切要等主人來決定。反過來說，一個鉆窗子進來的人，不管是偷東西還是偷情，早已決心來替你做個暫時的主人，顧不到你的歡迎和拒絕了。繆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麽夢》（AQuoirventlesjeunesfilles）那首詩劇裏，有句妙語，略謂父親開了門，請進了物質上的丈夫（matrielpoux），但是理想的愛人（idal），總是從窗子出進的。換句話說，從前門進來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雖然經丈人看中，還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歡心；要是從後窗進來的，總是女郎們把靈魂肉體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進前門，先要經門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見，還得寒喧幾句，方能說明來意，既費心思，又費時間，那像從後窗進來的直接痛快？好像學問的捷徑，在乎書背後的引得，若從前面正文看起，反見得愈遠了。這當然只是在社會常態下的分別，到了戰爭等變態時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還講什麽門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門，而不開窗的屋子我們還看得到。這指示出窗比門代表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段。門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種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鳥巢獸窟，準備人回來過夜的，把門關上，算是保護。但是墻上開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氣，使我們白天不必到戶外去，關了門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裏因此增添了意義，不只是避風雨、過夜的地方，並且有了陳設，掛著書畫，是我們從早到晚思想、工作、娛樂、演出人生悲喜劇的場子。門是人的進出口，窗可以說是天的進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為躲避自然的脅害，而向四垛墻、一個屋頂裏，窗引誘了一角天進來，訓服了它，給人利用，好比我們籠絡野馬，變為家畜一樣。從此我們在屋子裏就能和自然接觸，不必去找光明，換空氣，光明和空氣會來找到我們。所以，人對於自然的勝利，窗也是一個。不過，這種勝利，有如女人對於男子的勝利，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讓步——人開了窗讓風和日光進來占領，誰知道來占領這個地方的就給這個地方占領去了！我們剛說門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餓了就要吃，渴了就該喝。所以有人敲門，你總得去開，也許是易蔔生所說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沖進來，也許像德昆希《論謀殺後聞打門聲》（OntheknockingattheGateintheMacheth）所說，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進黑暗罪惡的世界，也許是浪子回家，也許是有人借債（更許是討債），你愈不知道，怕去開，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開。甚至郵差每天打門的聲音，也使你起了帶疑懼的希冀，因為你不知道而又願知道他帶來的是什麽消息。門的開關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來，只要把窗幕拉過一邊，你就知道窗外有什麽東西在招呼著你，是雪、是霧、是雨，還是好太陽，決定要不要開窗子。上面說過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減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劉熙《釋名》說：“窗，聰也；於內窺外，為聰明也”正跟凱羅（Gottfriend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謂：“雙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歷歷。”同樣地只說著一半。眼睛是靈魂的窗戶，我們看見外界，同時也讓人看到我們的內心；眼睛往往跟著心在轉，所以孟子認為“相人莫良於眸子”，梅特林克戲劇裏的情人接吻時不許閉眼，可以看見對方有多少吻要從心裏上升到嘴邊。我們跟帶黑眼鏡的人談話，總覺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面具相對，就是為此。據愛戈門（Eckermann）記一八三○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談話，歌德恨一切帶眼鏡的人，說他們看得清楚他臉上的皺紋，但是他給他們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繚亂，看不出他們的心境。窗子許裏面人看出去，同時也許外面人看進來，所以在熱鬧地方住的人要用窗簾子，替他們私生活做個保障。晚上訪人，只要看窗裏有無燈光，就約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開了門再問，好比不等人開口，從眼睛裏看出他的心思。關窗的作用等於閉眼。天地間有許多景象是要閉了眼才看得見的，譬如夢。假使窗外的人聲物態太嘈雜了，關了窗好讓靈魂自由地去探勝，安靜地默想。有時，關窗和閉眼也有連帶關系，你覺得窗外的世界不過爾爾，並不能給予你什麽滿足，你想回到故鄉，你要看見跟你分離的親友，你只有睡覺，閉了眼向夢裏尋去，於是你起來先關了窗。因為只是春天，還留著殘冷，窗子也不能鎮天鎮夜不關的。

錢鍾書·論快樂

在舊書鋪裏買回來維尼（Ｖｉｇｎｙ）的《詩人日記》（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ｕｎｐｏｔｅ），信手翻開，就看見有趣的一條。他說，在法語裏，喜樂（ｂｏｎｈｅｕｒ）一個名詞是“好”和“鐘點”兩字拼成，可見好事多磨，只是個把鐘頭的玩意兒（Ｓｉｌｅｂｏｎｈｅｕｒｎ'ｔａｉｔｑｕ'ｕｎｅｂｏｎｎｅｄｅｎｉｅ！）。我們聯想到我們本國話的說法，也同樣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樂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樂事的飄瞥難留，極清楚地指示出來。所以我們又概嘆說：“歡娛嫌夜短！”因為人在高興的時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無聊，愈覺得日腳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別慢。德語的沈悶（ｌａｎｇｗｅｉｌｅ）一詞，據字面上直譯，就是“長時間”的意思。《西遊記》裏小猴子對孫行者說：“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這種神話，確反映著人類的心理。天上比人間舒服歡樂，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間一年在天上只當一日過。從此類推，地獄裏比人間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難度；段成式《西陽雜俎》就說：“鬼言三年，人間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過來說，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歲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並不值得，在凡間已經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還是個未滿月的小孩。但是這種“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廣異記》載崔參軍捉狐妖，“以桃枝決五下”，長孫無忌說罰得太輕，崔答：“五下是人間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見賣老祝壽等等，在地上最為相宜，而刑罰呢，應該到天上去受。

“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決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在高興的時候，我們空對瞬息即逝的時間喊著說：“逗留一會兒罷！你太美了！”那有什麽用？你要永久，你該向痛苦裏去找。不講別的，只要一個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約不來的下午，或者一課沈悶的聽講——這許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嘗到什麽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這裏，留戀著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戀的東西。

快樂在人生裏，好比引誘小孩子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裏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在我們追求和等候的時候，生命又不知不覺地偷度過去。也許我們只是時間消費的籌碼，活了一世不過是為那一世的歲月充當殉葬品，根本不會想到快樂。但是我們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當，我們還理想死後有個天堂，在那裏——謝上帝，也有這一天！我們終於享受到永遠的快樂。你看，快樂的引誘，不僅像電兔子和方糖，使我們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釣鉤上的魚餌，竟使我們甘心去死。這樣說來，人生雖痛苦，卻不悲觀，因為它終抱著快樂的希望；現在的賬，我們預支了將來去付。為了快活，我們甚至於願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比較。假使豬真知道快活，那麽豬和蘇格拉底也相去無幾了。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看見的。把快樂分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塗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的，盡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來，吃飽了奶就乖乖地睡，並不知道什麽是快活，雖然它身體感覺舒服。緣故是小孩子時的精神和肉體還沒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雲狀態。洗一個澡，看一朵花，吃一頓飯，假使你覺得快活，並非全因為澡洗得幹凈，花開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為你心上沒有掛礙，輕松的靈魂可以專註肉體的感覺，來欣賞，來審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將離別時的宴席，隨它怎樣烹調得好，吃來只是土氣息，泥滋味。那時刻的靈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見陽光，撕去皮的傷口怕接觸空氣，雖然空氣和陽光都是好東西。快樂時的你一定心無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覺快樂，你那時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同樣心安理得。有最潔白的良心，跟全沒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發現了快樂由精神來決定，人類文化又進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和發現是非善惡取決於公理而不取決於暴力，一樣重要。公理發現以後，從此世界上沒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發現了精神是一切快樂的根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制。精神的煉金術能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於是，燒了房子，有慶賀的人；一簞食，一瓢飲，有不改其樂的人；千災百毒，有談笑自若的人。所以我們前面說，人生雖不快樂，而仍能樂觀。譬如從寫《先知書》的所羅門直到做《海風》詩的馬拉梅（Ｍａｌｌａｒｍé），都覺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體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樂，從病痛裏濾出快活來，使健康的消失有種賠償。蘇東坡詩就說：“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王丹麓《今世說》也記毛稚黃善病，人以為憂，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在著重體育的西洋，我們也可以找著同樣達觀的人。工愁善病的諾凡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在《碎金集》裏建立一種病的哲學，說病是“教人學會休息的女教師”。羅登巴煦（Ｒｏｄｅｎｂａｃｈ）的詩集《禁錮的生活》（LesViesEncloses）裏有專詠病味的一卷，說病是“靈魂的洗滌（puration）”。身體結實、喜歡活動的人采用了這個觀點，就對病痛也感到另有風味。頑健粗壯的十八世紀德國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覺得是一個“可驚異的大發現(EinebewunderungswrdigeErfindung)”。對於這種人，人生還有什麽威脅？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最大勝利。靈魂可以自主——同時也許是自欺。能一貫抱這種態度的人，當然是大哲學家，但是誰知道他不也是個大傻子？

是的，這有點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