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愛拿名牌包打趣的都是時尚圈外人，以藝術家居多（不過，後來他們好多也圈內了）。比方說1999年紐約個叫湯姆的家夥，把麥當勞超值套餐上印上名牌商標，還做了一只好像香奈兒2.55包的黑色斷頭臺，一只PRADA盒子制成的小型集中營。後來也沒引起什麼反對聲浪，作品還被一名媛買走了，捐給了慈善機構。接著2003年舊金山的莉比在畫廊裏搞了個假LV專賣店，裏面裝滿了紙糊的LV包，後來她跟畫廊老板被叫到LV辦公室裏被恐嚇了一頓，莉比不畏強權繼續展覽，LV也沒再有任何行動。今年LV倒很有幽默精神，自我調戲了一把，在紐約街頭把與村上隆合作的限量包掛在小攤上，假裝是假貨。

隨後金融風暴來襲，嚴冬突至，名牌包的趣是打不起來了，甚至還有點尷尬。上星期倫敦的一個奢侈品論壇上，一位前任摩根斯坦利分析師，現任英國品牌FCUK的高層宣布："在這倡導節儉與低調行事的時刻，奢侈品標誌成為愚蠢的象征。名牌包花費10年吹起的泡沫已經破裂，一只名牌包使人尷尬——這意味著你沒有任何獨立的時尚觀。"

這真是驚悚的宣言，連拎包打扮都沒有獨立觀點，何談掌控自己的人生。但這番話只是從審美角度出發，並未深入到那被浮華所遮蔽起來的真實。我曾經認識了一位美國《新聞周刊》的時尚記者唐娜·托馬斯，因為工作的關系，她參觀過好多名牌包工廠，愛馬仕、GUCCI、PRADA、LV，還有大包大攬、真假莫辨的東莞代工工廠。她並非對所有名牌包都有微詞，愛馬仕就例外，所有工匠上崗前必須在法國東部的VOSGES學校當兩年學徒，全手工制作，用很少的膠水，一只普通大小的柏金包或凱莉包要花費15小時至16個小時，每一個都透著安詳與散漫。看得出，唐娜是個"尚古主義分子"，只有繁復的、耗費時間與精力的手藝才會讓她激動。LV卻正相反，博物館裏陳列的是象征歷史榮耀的皮箱，流水線上卻是批量生產的普通花押字包，生產一只大約2小時至3小時。這位記者斷言，名牌包的利潤介於制作成本的10-12倍之間，LV的利潤高達13倍。

名牌包在推進女性解放上，早就被賦予了過多的意義。愛好者們都津津樂道2.55包上的那跟金屬鏈，那是香奈兒女士靈機一動，就把女性的雙手給解放了。愛馬仕的柏金包也與方便職業婦女有關，英國女演員珍·柏金想要掏出一只愛馬仕筆記本，然後，唉呦！所有的東西都撒出來了，如果有個特別能裝的合適包包多好呀。當時她旁邊就坐著愛馬仕家族的繼承人，於是，柏金包就誕生啦。當拿不拿包跟女性解放已經毫無關系時，名牌包成為奢侈品中最具有營銷潛力的配飾，不需要試穿，沒有大小號之分，連年齡的界限都可以打破，它甚至比另一個奢侈煙幕彈——香水，更好，因為它能被看見。凝結其上的社會意義還在，手工傳統技藝也被好生陳列，每季頻繁推出的批量生產版卻與上述沒啥關系，它們濃縮成一個一個分量十足價錢不菲的LOGO。

11月初，香港特首曾蔭權先生剛剛在電視上呼籲，金融風暴當前，請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十幾名大陸婦女就拿著現金和信用卡前往香港救市啦。她們直奔開幕沒多久的"圓方"購物中心，那裏有全香港最大的GUCCI旗艦店。呼啦湧入，店員立刻以三人服侍一名的陣仗排開，端上綠色的小果茶，便開始了氣氛濃烈的搶購。起先仿佛那是些祭壇上的聖品，還要戴著手套放在天鵝絨方毯上把玩，後來觀摩的次數與人數過多，便赤膊上陣隨便地拎上拎下。其間的熱鬧，哪還看得出有什麼金融風暴的影子。所有大包小包，統統被珍重地用絨布袋子封好，再塞進印有"GUCCI"燙金大字的手提紙袋中。一位婦女驚喜地暗暗呻吟："只要5000多塊一只！"一連拿下5只，於是她獲得了一個半人多高、一人多寬，連最大號的行李箱也望塵莫及的紙袋。當背起這個紙袋走出店鋪時，此次購物的精髓方才顯現：不在於買了哪款，買了多少，而在於那個熠熠閃光的LOGO，雖然它被印在一只紙袋上，可那字體伸展的姿態，那折射的不可思議的光彩，正是采擷了時尚殿堂最閃耀的寶石的明證，晉升至最了不起最高級的生活的象征，它橫空出世，仿佛都能聽到身後無聲的喝彩與歡呼。尷尬？怎麼會呢，那是一種技壓群雄、無與倫比的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