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在《自傳》裏說到：「我情感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學會思索，理解人生，水對於我有極大關係。」一九九五年春末，我們以半個月的時間，隨着沈從文研究專家凌宇先生，尋訪七十年前沈老走過的水域。從家鄉湘西鳳凰一路走來，一直到保靖——那當年沈老通往北京的出口。我們讀着《沈從文自傳》，對照着真實的地名、景物，想像着他小時候逃學、打架、罵粗話乃至賭博，那野得無法收拾的頑童生活，十四歲就去當兵，浪迹於湘、川、黔的邊境，而在「清鄉剿匪」中成千上百次地看着殺人的場面，甚至他所屬的軍隊在鄂西境內一夜間全數覆滅，他驚恐地死裏逃生，在芷江發生的初戀及由此衍生的「女難」，在常德的「打流」（沒找到工作的閒逛），與在川東龍潭和一位有過殺人放火的山大王的過從……就這樣「真實與虛構」地叠印在我們眼前。湘西的村寨，常常紮在水邊，名叫「吊腳樓」，竹子的房柱浸在水裏，變了顏色，有着千年萬代的樣子，而江邊靜謐的山巒，挖有棺葬的壁洞，有着地老天荒的氣息。沈從文坐着小船從狹窄的水道走上開闊的江面，御風而行，這一切一切的故事，就像岸邊的景物，從他眼中歷歷而過，江面越來越寬，風也越來越大，激盪着他的帆，他從湘西邊城走向世界，而鳳凰就成為他心中永遠的寂寞風景。
踏入鳳凰古城中營街二十四號沈從文故居，是明、清典型四合院建築，進入院中天井有太平缸，雜種着花草，堂屋正中可見沈老的孫女沈紅所作素描一幅，及劉煥章所作的漢白玉半身雕像，筆觸簡練，維妙維肖地傳達出沈從文晚年的面影。天井的兩邊是東、西書屋，有沈老的遺墨及生前照片若干；而前棟左居室掛着沈紅給爺爺的〈濕濕的想念〉一文，及詩人公劉懷沈老的詩句。前者寫出孫女對爺爺的孺慕之思，綿綿不絕；後者則道盡了沈老一生文學創作與考古文物的成就及坎坷寂寞的心靈。
公劉的詩句說：「鬱結三十載舌苔的苦蒼」，在那遍地滾燙的年代，從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結束，三十年來沈老受到無數次的批判。郭沫若一九四八年的〈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貼上桃紅色的作家，「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以郭沫若當時的政治地位，做如此無情的批判，對沈從文而言，真可說是「生命難以承受之重」，這也是為甚麼在一九四九年春末，在日益嚴重的精神恍惚狀態下，他用小刀割開手臂上的血管，選擇了自殺的原因。
自殺未遂的沈從文不得不熄滅對文學的眷戀之情，轉而投身於古物之研究，在故宮、歷史博物館的高牆大院裏，《龍鳳藝術》、《唐宋銅鏡》、《戰國漆器》等等專著，伴隨着沉寂的生命相繼問世。尤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令人們在塵封的歷史中，宛如又見灼灼耀眼的藝術明珠。而弔詭的是在三十年前撰文斥責他為「桃紅色作家」的郭沫若，卻在三十年後為該書撰寫序文，褒揚有加。難道這正印證托爾斯泰所說的「等着吧，老天會還你一個公道」嗎？但這時間也未免太長了。
四十年來，「恐懼依然蠶食他的心靈」，有如夢魘揮之不去。當他面對敬仰、愛戴他的研究者或故鄉的友人，他總是再再地緊縮自己、沖淡自己，他不只一次地表示「愛好我的朋友，特別是搞中國文學的，不要把我當研究對象，這個事情，很快就會過去的，我是個過時的人，完全說不上有甚麼成就，在社會上，虛名過實的混了六十年，混不出甚麼事。」而當歷史學者陳萬雄要他寫《北京六十年》，這以沈老晚年的歷史眼光，寫出他從湘西到北京的六十年生活，接續他的《從文自傳》，正好是他一生的完整回憶錄。這構想曾打動他的心，但終究沒有動筆，主要還是歸結於他的「恐懼」心理。對於熙熙攘攘的社會，他似乎寧願「沉默無言」，他甘於寂寞。
一九九四年我們在北京蒲黃榆路寓所訪問作家汪曾祺，神采飛揚的汪老說：「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而且可以說是得意高徒，一般都說沈先生的言語很樸素，這種樸素是來自於雕琢，他的小說學只有一句話，總歸一句話，『貼着人物寫，緊貼着人物寫。』」汪老又說：「寂寞不是壞事。從某個意義上，可以說寂寞造就了沈從文。寂寞有助於深思，有助於想像。」而沈老自己也說過：「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可以說是皆從孤獨中得來的。我的教育，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四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和上百萬字的考古文物研究，再再都是在寂寞中完成的，有如浴火的鳳凰，寂靜地啄食着大地的字釘，一顆顆，一行行……
湘西鳳凰是沈老生命的起點與終點，故居、文昌閣小學有着沈老成長的軌迹，而聽濤山卻成為沈老歸骨之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沈老的骨灰一半灑在沱江，一半就安葬在聽濤山下，在逝世四年後，沈老終於回到他生前魂牽夢縈的湘西故土。墓碑刻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而背後有沈老的小姨子書法家張充和的誄文曰：「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從文常自況為「鄉下人」，蠻荒山水、粗樸人生給予他的氣質、個性和那一份經驗，通過他的筆，繪出了別見情致的鄉土世界。《邊城》、《湘行散記》等等作品，代表着沈從文文學成就的豐碑。儘管作者已故去數十年，但那流風遺韻猶繫紙墨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