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年前，第一顆石頭打下了樁，鋪出的路，一路綿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無知，堅持科學實證的知識學習；孫逸仙抵抗腐敗，堅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過：在你的時代裏，在你的社會裏，你會抵抗些什麽，堅持些什麽？
　　
學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願在畢業典禮演講，因為這個場合的聽眾一定是最糟糕的聽眾——你還沒開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經結束，而且，他決心已下，不管你說什麽，只要戴著方帽子走出了這個大廳的門，他這一生不會記得你今天說過的任何一句話。
雖然如此，我還是來了，不僅只是因為，受邀到醫學院演講是一份給我的光榮和喜悅，也因為我“精打細算”過了——遲早有一天，我會“落”在你們的手裏。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自然渴望在床邊低頭探視我的你，不只在專業上出類拔萃，更是一個具有社會承擔﹑充滿關懷和熱情的個人。
我們都說這是一個畢業典禮，五六年非常艱難的醫學訓練，今天結束了。我倒覺得，是不是可以這樣看：今天其實只是你“學程一期”的畢業典禮，一期的核心科目是醫學。但是今天同時是你“學程二期”的開學典禮，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難，因為它沒有教科書，也沒有指導教授。在今天的15分鐘裏我打算和你們分享的，是一點點我自己的“人生”筆記。
　　
　　奶粉和頭虱
　　
　　我成長在臺灣南部一個濱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學二年級，發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個女生突然嚴重嘔吐，被緊急送到醫院。沒多久，學校就讓我們都回家了，全市的學校關閉。過了一段日子，當我們再回到學校的時候，班上幾個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一種病，名叫“霍亂”。我們當時當然不知道，高雄的“鄰村”——香港，在同時，被同一波傳染病所襲擊，15個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們的命運就是彼此相連的，但是我們懵懂無知。
　　是的，我是一個在所謂“第三世界”長大的小孩。想象一下這些黑白鏡頭：年輕的母親們坐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裏，夜以繼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價的聖誕飾燈，孩子們滿地亂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來的恤衫；那運氣特別好的，剛好在前胸就印著“中美合作”的標語，或者湊巧就是“凈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國留學，第一件感覺訝異的事就是，咦，怎麽美國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來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個女生都有頭虱，白色細小的虱卵附著在一根一根發絲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為是白粉粉的頭皮屑。時不時，你會看見教室門口，一個老師手裏舉著一罐DDT殺蟲劑，對準一個蹲著的女生的頭，認真噴灑。
　　香港人和臺灣人有很多相同的記憶，而奶粉﹑廉價聖誕燈﹑霍亂和頭虱，都是貧窮的印記。如果我們從我的童年時代繼續回溯一兩代，黑白照片裏的景象會更灰暗。一個西方傳教士在1895年來到中國，她所看到的是，“街頭到處都是皮膚潰爛的人，大脖子的﹑肢體殘缺變形的﹑瞎了眼的，還有多得無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潰爛皮膚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1900年，一個日本作家來到了香港，無意間闖進了一家醫院，便朝病房裏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見一個幽暗的房間，光光的床板上躺著一個“低級中國人，像蛆在蠕動，惡臭刺鼻”，日本人奪門而逃。
　　可是，為什麽和你們說這些呢？為什麽在今天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這樣的場合，和你們說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們是香港大學一百周年的畢業生，而香港大學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學堂”。如果這點你們不覺得有什麽特別了不起，那我們看看1887年前後是一個什麽樣的時代。我們不妨記得，在1887年，屍體的解剖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還是大逆不道的，而西醫學堂已經要求它的學生必修解剖課。我們不妨記得，當魯迅的父親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紹興的醫生給他開的藥引，是一對蟋蟀，而且必須是“元配”。了解這個時代氛圍，你才能體會到，124年前，創辦西醫學堂是一個多麽重大的﹑改變時代的裏程碑，你才能意識到，那幕後推動的人，必須配備多麽深沈的社會責任感和多麽遠大的器識與目光，才可能開創那樣的新時代。是何啟和Patrick Manson這樣的拓荒者，把你們帶到今天這個禮堂裏來的。
　　1887年10月1日，香港華人西醫學堂首度舉行開學典禮，首任學堂院長Patrick Manson致辭——曾經在臺灣和廈門行醫的Manson到今天都被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他說，這個西醫學堂，“會為香港創造一個機會，使香港不僅只是一個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個科學研究的中心”。看著臺下的入學新生，他語重心長地說，“古典希臘人總愛自豪而且極度認真地數他們的著名偉人，我們可以期待，在未來的新的中國，當學者爭論誰是中國的著名偉人的時候，會有一些偉人來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這個開學典禮之中。”
　　三十多個學生參加了1887年的開學典禮，學習五年之後，1892年的首屆畢業生，卻只有兩名。其中之一，成為婆羅洲山打根的小鎮醫生，另一個，覺得醫治個別病人遠不如醫治整個國家，於是決定放棄行醫，徹底改行。
　　這個學名登記為“孫逸仙”的學生，起先只有一個非常小的計劃，有點像今天的大學生利用暑假去做小區服務。他走在香港的街頭，看見英國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驚異之余，百思不解：為什麽只隔八九十公裏的距離，自己的家鄉，一個叫香山的小城，卻是如此混亂落後？他的小計劃，就是把香山變成一個小香港。說到做到，二十多歲的西醫學堂學生孫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鄉，號召同村的青年出來鋪橋修路，目標是修出一條路將兩個鄰村連通起來。這個小計劃，最後由於地方吏治的腐敗，以失敗告終。小計劃的失敗，震撼了他，他於是轉而進行一個略大的計劃，就是推翻整個帝國。
　　從 Manson 1887年的開學致辭，到今天2011年的畢業演講，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了深沈的改變，而這些改變，來自一些特殊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動如劍者，改造了整個國家；還有很多既聰慧又鍥而不舍的人，發明了各種疫苗。今天你我所處的世界，天花徹底滅絕，瘧疾和霍亂病毒已經相當程度被控制，臺灣和香港的女生已經不知道有“頭虱”這個東西。西醫學堂創立124年之後的今天，港大醫學院培養出很多世界頂尖的學者和醫生，為全球社區的幸福作貢獻。
　　而你們，正是踏著這個傳統的足跡一路走來的。
　　
　　亞洲的第一名
　　
　　也許你會問，既然前面的“長老們”，譬如Patrick Manson，譬如孫逸仙，已經完成這麽多重大的貢獻，還有什麽是你們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夢，可以挑戰，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獻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還有什麽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嗎？
　　我相信有。
　　43歲的Patrick Manson在創建西醫學堂之前，研究過他所處的時與地。地，是香港，那時香港華人的醫療照顧與對洋人的照顧相比是一個悲慘的狀態。時，是晚清，傳統的價值體系正分崩離析而新的秩序和結構還未成形。孫逸仙畢業時26歲，每天從上環爬上陡峭的石階上學，無時無刻不在“診斷”這個社會的存在狀態，思索如何為人創造更大的幸福。
　　那麽你們所處的時和地又是什麽呢？
　　讓我們先看看你們是誰。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20%來自醫學專業家庭，也就是說，這20%的學生有雙親或者雙親之一已經是醫生或護士。你們之中60%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經具有高等學歷。很明確地說，你們是社會的菁英層。即便現在還不是，將來也會是。
　　而你們所身處的社會，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呢？
　　香港這個“村子”，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享有近三萬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萬居民中卻有123萬人生存在貧窮線下——所謂“貧窮線”，指的是收入低於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這聽起來太抽象，沒感覺，你試試看走到大學前面般含道的某一個街口站一會兒，數一數放學回家走在馬路上的學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註意過，在最繁華﹑最氣派的中環，那些推著重物上坡的白發老婆婆是如何佝僂著背，與她的負荷掙紮的？在你們所屬的這個社會裏，40%的長輩屬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
　　來到香港機場的訪客，馬上會被一個漂亮的招牌所吸引，廣告詞很簡單：“香港是亞洲的世界大都會。”這個廣告不說出來的是，香港是亞洲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會，貧富差距之大，超過印度，超過中國大陸。在全世界的已開發地區裏，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個攝影師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頭捕捉到這樣的畫面：剛好一輛 Rolls Royce 緩緩駛過一個老人的身影，他正低著頭在路邊的垃圾桶裏翻找東西。
　　
　　最尋常最微小的
　　
　　我無意鼓吹你們應該效法魯迅棄醫從文，或者跟隨孫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從事社會工作，因為人生有太多有趣的路可以選擇了。我想說的僅只是，身為這麽一個重要傳承的接棒人，你也許可以多花那麽一點點時間思索一下自己來自哪裏﹑何處可之。124年前，第一顆石頭打下了樁，鋪出的路，一路綿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無知，堅持科學實證的知識學習；孫逸仙抵抗腐敗，堅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過：在你的時代裏，在你的社會裏，你會抵抗些什麽，堅持些什麽？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為如果你能隨口回答，我反而要懷疑你的真誠。一個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堅持的，匯成一個總體，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聲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裏，信仰流露在舉手投足之間最尋常最微小的決定裏。
　　Patrick Manson後來擔任倫敦殖民部的醫療顧問，負責為申請到熱帶亞非地區做下層工作的人進行體檢，體檢不通過的，就得不到這樣的工作機會。這時，他發現了一個未曾預料的問題：90%的體檢者都有一口爛牙，檢查不合格。畢竟，有錢人才看得起牙醫。他該怎麽辦呢？
　　Manson是這麽處理的。他給上司寫了封信，說，以爛牙理由“淘汰掉他們等同於淘汰掉整個他們這個階層的人”，他建議政府為窮困的人提供牙醫的服務。
　　有些專業者看見爛牙就是爛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見爛牙的同時，卻也看見人的存在狀態——他認識痛苦。就是這種看起來很不重要﹑極其普通的日常生活裏的判斷和抉擇，決定了我們真正是什麽樣的人。
　　
　　花香不散
　　
　　我14歲那年，全家搬到一個臺灣南部的小漁村。因為貧窮，孩子們生病時，母親不敢帶我們去看醫生——她付不起醫藥費。有一天，小弟發高燒，咳嗽嚴重到一個程度，母親不得不鼓起勇氣去找村子裏的醫生。我們都被帶去了。四個年齡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開，楞楞地站在這個鄉村醫生的對面。他很安靜，幾乎不說話，偶爾開口，聲音輕柔，說的話我們卻聽不十分懂，是在地腔話的閩南語，還有日語。
　　林醫師仔細地檢查孩子的身體，把護士拿過來的藥塞進母親的手裏，用聽不懂的語言教導她怎麽照顧孩子，然後，堅持不收母親的錢。此後，一直到四個孩子都長大，他不曾接受過母親的付費。
　　那是我記憶中第一個醫生。那個小小的診療室，幾乎沒什麽家具，地板是光禿禿的水泥，卻是一塵不染。診療室外連著一個窄窄的院落，灑進墻裏的陽光照亮了花草油晶晶的葉子。茉莉花盛開，香氣一直在房間裏繞著不散。
　　
　　（2011年11月28日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典禮的演講。原稿為英文，此文系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