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化具有“巨國”特征,與“國家”相比,具有同構性質、在規模上大為縮減的“城市”,更適合作為構建文化軟實力的主體。

　　 孔子說:“為政必先正名”(《論語?子路》)。加快發展國家文化軟實力,關鍵在於明確建設主體和參與者,構建科學合理的層級與分工體系,形成內在的良性循環與合作機制,以盡可能降低文化發展成本,走出一條投入和產出比較匹配、速度和規模比較適度、傳承和創新比較協調的新路子。
　　 當今世界是城市世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國家。在現代化的交通與信息技術條件下,城市化成為人類的整體性歷史進程:大都市成為一般城市乃至廣大農業地區競相模仿的對象,這就使都市化進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大都市,而成為人類在後工業時代普遍面臨的“天命”。
　　 首先,有著不同膚色、語言、文化和價值的“民族個體”迅速同質化為“城市人”。在當代,一個人可能並不直接生活在城市,也可以對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與否定態度,但無論其基本的衣食住行還是高層次的文化消費,都是不可能“遺城市而獨立”的。其次,原本形態功能各異的“地方社會”高度一致地轉型為“消費社會”。迅速生長並始終處於高速變化的城市社會環境,已然構成了個體生存與發展的最新空間形態。其中固然有社會學家經常講的“城市病”“社會解體”等,但這並不構成反對城市化的理由,因為只有城市才能為個體提供在傳統鄉村社會不可能想象的新世界。而那些“逆城市化”的觀點與思潮,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和客觀的。再次,與“城市化進程”相伴而生的“城市文化”,本身就是“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高級精神形態與當代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話語中心”,不僅以其迥異於古典人文精神和現代審美文化的存在,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人的精神生產、文化消費及審美趣味,同時借助文化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新工具”,也直接影響了現代城市生產方式、經濟活動與社會建構。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與建設,既涉及到空間、資源與經濟等基礎性的硬件條件,涉及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基本的制度環境,也涉及到歷史、文化與人的心理世界等深層次的主體要素,這些都主要集聚在城市、特別是大都市中,所以說,城市和大都市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主體。而其他的地理與社會單元則是參與者。
　　 在全球範圍看,由於“國家”範疇過於寬泛,內部的區域發展和階段性差異較大,很難統一進行操作和實施,所以在發達國家制定文化戰略時,已出現了“從國家到城市”的“層級下移”。一般說來,西方發達國家如加拿大和美國,在國家層面上主要負責制定政策和法規,設立並管理文化發展基金。而真正的規劃與建設,主要是在城市、城區的層級上推進。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國大倫敦規劃的編制和實施。
　　 中國的城市化具有“巨國”特征,與單一性的人口大國、經濟大國、面積大國等不同,中國同時疊加了人口規模大、經濟體量大和地域面積大等特點,更需要找到並確立“適合”承擔建設文化強國的“主體”。而在形態上與國家具有同構性質、在規模上大為縮減的城市,無疑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單元與抓手。同時,在後工業社會和消費文明背景下,當今城市不僅是經濟、人口、物流、金融、科技的“硬”中心,也是精神生產、社會交往和文化消費的“軟”平臺。和歷史上的城市主要呈現為“政治城市”和“經濟城市”不同,隨著文化資源直接構成城市經濟系統中重要的新生產要素,文化生產力成為城市社會良性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以文化資源為客觀生產對象、以審美機能為主體勞動條件、以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景觀創造等為中介與過程、以適合人的審美生存與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為目標的文化城市,正在成為全球城市競相角逐的戰略性目標。我國的區域與城市擁有豐富和各具特色的文化資源,同時各地文化發展的資源、基礎、條件和需求差別也比較明顯,所以應該把“城市”和“城區”作為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主體形態,以當今城市化體系中居於頂端的文化城市作為國家文化戰略的核心目標,編制主題明確、架構合理、重點內容突出、戰略路徑可行的總設計圖,為中國文化發展搶占戰略制高點提供理論與戰略資源儲備,保障在未來激烈的全球文化競爭中“不打無準備之仗”,並最終實現我國文化軟實力與新型城市化的良性循環和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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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大眾日報》201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