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加坡模式」到「中國模式」
對國家發展「第三條道路」的省察（上） 

由李光耀去世說起

「亞洲的傳奇人物」（歐巴馬語）－－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於3月23日辭世，各國媒體都以顯著標題報導此一消息。報載在李光耀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他還 說：「我耗盡我一生建設這個國家，我已沒有什麼需要再做的了。」「到頭來，我得到什麼？一個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麼？我的一生。」確實如此，這位建國 總理，一如李顯龍在對新加坡全國直播中所說的，他「從零開始，一手打造出一個國家」，這意味著李光耀不但是新加坡的「國父」，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工程師。 李光耀經過30年的努力，走「第三條道路」，帶領新加坡由第三世界晉升到第一世界。是這項奇蹟般的政治工程，讓新加坡成為早年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今 日全球競爭力第二名的國家，並成為當代世界第一流的「小而美」、亞洲國民收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7.7萬美元）最高的現代化新興國家。此讓 世界大國重視新加坡，也讓發展中國家羨慕它，更讓全世界刮目相看，這就是為什麼世人對李光耀的辭世致以崇高敬意與深沈哀悼的原由。

李光耀的辭世，許多媒體稱他是「歷史天體中的巨星殞落」、「新加坡繁榮的推手」、「民主社會最喜愛的獨裁者」。世界多國領袖或政要也盛讚 李光耀是「歷史的巨人」、「領袖中的雄獅」、「亞洲的傳奇人物」、「再沒有比他更好的策略思想領導人」、「兩岸和平幕後最重要的推手」。以上都是對李光耀 的蓋棺評價。3月29日參加李光耀國葬典禮的，除美國代表團前總統柯林頓、前國務卿季辛吉外，亞洲國家領袖幾乎到齊，這除了是對李光耀辭世表示深沈的哀悼 之意外，更重要的在於他們重視李光耀所謂的「亞洲價值」與他創造出來的「新加坡模式」，並對「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下一步怎麼走給予高度關注。我寫這篇 對李光耀「亞洲價值」及「新加坡模式」分析的文章，兼論由「新加坡模式」到「中國模式」看「第三條道路」對國家發展的意義，表達一個知識分子對李光耀辭世 的敬意。

「新加坡模式」與李光耀

談到「新加坡模式」，離不開創建此一模式的李光耀，尤其台灣的政府與人民應給李光耀一定的敬意與謝意。李氏前後訪台不下25次，沒有他當兩岸的中介，提供 新加坡為第三地，促成「辜汪會談」，便沒有今天兩岸的和平發展。他也是比未來學家奈思比、大前研一還要早預測出中國將崛起，並將超越美國的人。

李光耀是華裔客家籍的新加坡人，和許多華僑一樣，李氏的先祖為了生活打拚，早年由中國大陸移民南洋。他生在這樣一個有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 家庭，血液裡自然流著儒家與法家的文化價值。他的勤儉樸實、經國濟民的文化價值觀多半來自儒家文化，他的強勢家父長制、開明專制、法治秩序的治理風格與法 家的文化價值觀不可分。青年李光耀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學。在法律哲學中，馬基維利的《霸術》所說的「統治者應猛如獅，狡如狐」的政治治理也深深形塑 了他的政治人格。因此，在談到政治領導風格上，其實他就是韋伯眼裡的克力斯瑪型人物。當然，在劍橋大學留學時李光耀修讀法學專業，對於洛克、穆勒、盧梭、 孟德斯鳩的思想理論不會不熟悉，只是他雖受西方教育，但不認同民主政治，後來在他治理新加坡時，只允許人民有限民主。

李光耀吸收了以中國為主的東方文化價值觀，也學到了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法治的文化價值觀，但他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對西方的自由主義 與民主政治並不照單全收，反而將東、西方的文化價值觀統一起來，將東、西方的政治典章制度擇優選用，以形構他的政治哲學。1970年11月他以《東西方的 結合》為題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發表演說，特別指出東西方國家的國情、文化與價值差異，因而認為亞洲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改革開放與民主化過程中，應維 繫其原有優質的傳統價值，也要吸收西方文化價值的精髓，藉以在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科技與族群和諧各方面取得理想的「中庸之道」。他在治理新加坡時 期，將民主／專制、競爭／福利、菁英／平庸、全球／在地巧妙地組合起來就是他的政治哲學的發揮。

李光耀的政治哲學其特徵如下：1.菁英主義。人由基因決定，並不平等，國家由政治菁英主政。2.社會達爾文主義。支持社會競爭，反對民粹 媚俗。3.柏拉圖式理想國。講究哲君與菁英政治，注重庶民與百業社會階層與秩序。4.馬基維利主義。政治是霸術，他曾說：「在被敬愛與被敬畏之間，我認為 馬基維利是對的。如果沒有人怕我，我就沒有價值了。」「我們可以嘗試利用最大限度的有限空間，在本區域的巨樹（指大國）之間穿梭。」5.家長式統治。以一 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用嚴明法治、高薪俸給，創建廉能政府；用緊縮言論自由，防止社會脫序；以經濟高增長，富國厚生。6.反對西方模式。他說「新加坡如果 推行西方模式的兩黨政治，必定走向平庸。」

李光耀用他的政治哲學推動其政治工程，最後在政治實踐上打造出高效率且廉能的政府治理、高程度又繁榮的經濟成長、世界最適宜投資與居住的 社會。這就是比較政治學理論上被西方熱烈討論的「新加坡模式」。用這樣的政治發展模式打造出躋身一流世界的當代新加坡，這個國家的政治清明、經濟富裕、社 會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已接近「天上人間」。這樣的「天上人間」，人人所欲追求，但不一定能追求到或實現它，然而李光耀卻付出了他一生的努力去追求並實現 它。「一個成功的新加坡」，不但讓全世界刮目相看，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對象。

「新加坡模式」是「東亞模式」下的亞模式。「東亞模式」指東亞國家發展模式，60到7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 坡）在政治經濟發展型態上都被歸類為「東亞模式」。東亞模式不是現代西方歐美模式，也不是極權主義模式。在國家政體上，西方主流政治學派把東亞國家政體歸 為威權主義與半威權主義政體，它離自由民主政體還有一段距離。關於社會發展，西方主流派「現代化理論」認為，由傳統到現代是條線性與階段性的發展圖像，威 權主義國家只要經濟起飛，遲早由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化的自由民主社會，台灣、南韓就是例子。但是，新加坡卻為例外，依孔恩（T. Ko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說的，一個範式只要出現異例，在常規科學中建立的「範式」便會動搖，以新加坡和中國大陸今日的快速發展與崛起為例，現代 化理論範式並不能合理地給予解釋。

東亞國家當初在經濟上是貧窮的，原屬低度發展，但因受儒家文化影響，在「衣食足、知榮辱」文化價值下，它們在國家發展上先求經濟成長、社 會繁榮，以便進入發展中國家，而不是以保障公民自由、建立市民社會、擴大個人自由為標的。儒家強調明君賢相的菁英政治，以及忠誠、紀律、秩序等政治文化價 值觀，此讓東亞地區人民願意接受國家扮演「老大哥」角色，願意見到強勢政府或強而有力執政黨甚至政治強人，以便由這個政治強人領導他的執政黨及大政府規劃 國家發展藍圖，並領導人民走向國強民富。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中最重要的主張是政治菁英主義，他認為大眾民主是庸人政治，代議政治是空言無益，強調威權治國與善用菁英，甚至在移 民政策與高等教育政策上也是有計畫地吸引菁英人才與優異學生前來移民與留學。李光耀也吸收西方價值，他認為治國如辦企業，在政治舞台上須有企業家精神，國 家就是一級企業，他就是「執行長」（CEO）。因此，西化派及西方國家藉此批評他反民主、搞大家長制與獨裁。《華盛頓郵報》用「效率」與「專制」來形容李 光耀的領導風格，但在社論中卻反諷李光耀是「民主社會最喜愛的獨裁者」。李光耀根本不理會西方世界的批評，堅持走自己的「第三條路」，以軟性獨裁代替大眾 民主，相信嚴明紀律，強調社會秩序，壓抑言論自由，輕視民意調查，將法治與法制合一，先打造出有效率、法治、問責及清廉的行政官僚體系，然後在這一基礎 上，設定國家目標，努力發展經濟，終使新加坡成為全球最繁榮和有秩序的一流國家，這就是「新加坡模式」。不論西化派與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或批評李光耀，「新 加坡模式」已成為比較政治學理論中被研究的對象。

「新加坡模式」對「中國模式」的影響

1989年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崩潰後，世界進入「後冷戰時期」，也使社會主義發展進入「後共產／後社會主義」時期。在後冷戰、後共產階段，有一個社會主義 國家不僅沒有像西方政治家預言和一些人擔憂的那樣，因骨牌效應隨著前蘇聯的崩潰而瓦解，反而因「轉型」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尤其近年來，它不但大發特 發，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一般預估，以目前經濟增長速率，到2020年，它將超越美國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個國家就是中國大陸，它的發展模式就是 目前被全世界注目並熱烈討論的「中國模式」。

1978年以前無所謂「中國模式」。從1950年到1976年，中國大陸由毛澤東主政，雖然其中經過「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但基 本上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是蘇聯的「史達林模式」（無產階級專政＋工業化）。如果說歐美「現代化模式」是國家發展的「第一條道路」，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 「第二條道路」，換句話說，毛共時期的中國大陸走的是「第二條道路」。1976年文革結束，四人幫垮台，中共推華國鋒執政，華延續「毛澤東路線」，但走不 通，中國大陸面臨社會主義十字路口，何去何從，莫衷一是。加上華的政治能力有限，人心思變，華很快失去了統治正當性。1978年被文革批鬥甚慘的鄧小平復 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共產主義開始轉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與決心，一方面來自吸取狄托的「南斯拉夫經驗」；另一方面就是鄧小平一上台後就在 1978年這一年訪問新加坡。鄧看到新加坡的實際發展經驗。他見到一個對民主質疑並採保留態度的政治強人李光耀；也看到李近乎一黨專政的強勢政治領導；還 目睹了講求效率、妥善規劃政策，並有能力在法治下進行社會干預的清廉政府；更看到了這個彈丸小國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高度經濟發展。而李光耀每次訪問中國大 陸，都對中國領導人努力推銷「新加坡經驗」，此讓鄧小平在中國大陸政經改革上以「新加坡模式」為樣本，用市場社會主義為內涵，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道路。

在國家發展上，李光耀以政治強人之勢打造出「新加坡模式」；蔣經國也以政治強人之態創造出「台灣經驗」；鄧小平也是政治強人，決心建構 「中國模式」。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 到成功。這方面我們還有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 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新加坡模式」是亞洲價值＋資本主義，中國大陸實行的是社會主義，除了借鑑，當然不能也不必照抄照搬新加坡經驗。鄧必須創造出「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是以「中國特色」為分母，把兩個相互矛盾、相互鬥爭逾百年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加在一起當分子的社會發展模式。

鄧小平創造「中國模式」是辛苦的，當中共的老幹部們到深圳經濟特區參觀時，看到摩天大樓拔地而起，資本主義市場錢潮與人潮滾滾如江水，有 人驚慌失措，有人流淚說：「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他們想的還是「堅苦奮鬥、自力更生」、「小米加步槍」時代的延安窯洞共產主義，從來沒有想 到「蘇東波效應」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家發展」上必須轉型，可見改革開放初期中共黨內教條主義遺緒不散。鄧小平明白告訴他們：「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 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甚至他嚴肅地指出，在改革開放下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第二次革 命」。直到江澤民執政時，鄧小平還在「南巡」中高聲斥喝：「凡不搞改革開放的，通通給我下崗！」由此可知當初改革開放政策落實的難度，與企圖打造「中國模 式」的艱困。李顯龍在追憶他父親一生為新加坡和人民打拚時，曾說因為李光耀「從未動搖」，因為他「勇敢面對挑戰」，因此「最終獲勝」。鄧小平也是一樣， 「新加坡模式」給他印象太深刻，堅持改革開放，此一決心與立場從未動搖，勇敢地面對黨內教條主義的杯葛，對於國外美、英、日政經霸權的挑戰從不妥協 （1997年強勢收回香港就是一例），最終將「中國模式」建構成功，「偉大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當之無愧。

「中國模式」與中國崛起

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並與世界接軌的決心與行動從未動搖與停滯。他勇敢地面對來自黨內外的挑戰，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走自己的道路」。他嚴厲批 判「不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就可走上社會主義」的「革命發展空想論」，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根本任務來抓。於是他著手先改革社 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創發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所有制，將計畫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調節相互結合，並設立「經濟特區」，通過「外引內聯的經濟渠道」，由 「點」而「面」的發展。他還用「四沿」（沿海、沿江、沿路、沿邊）的經濟發展大戰略，並仿照孫中山《實業計畫》中的「藉用外資」手法，鼓勵並吸引外資與銀 行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實行的混合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一是國有企業的比重遠高於西方國家，這也是步循了孫中山「發達國家資本」之理念；二是政府干預經 濟的力度遠遠大於新加坡、台灣、南韓、甚至西方國家。雖然這受爭議與批評，但想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西方多少國家倒下，唯獨中國大陸撐過去，可見 「強政府」對經濟危機的解救能力是有的。

30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幾乎以兩位數前進，西方稱中國經濟是世界中的罕有「高成長」。經過鄧小平及其後繼者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 努力，將中國打造成為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見強能的政治領導是重要的。這是「中國模式」的經濟構面。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中國就從世界上 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8億人脫貧，這個人數佔世界脫貧人數的80%，超過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脫貧人數的總和，這恐怕只有「中 國模式」辦得到。總之，「中國模式」經濟面的特徵是高增長、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相對於西方低增長、低儲蓄、低投資、高消費的經濟模式，說明「鄧小平 理論」勝過凱因斯主義。

「中國模式」的政治面類似「新加坡模式」的政治面，有政治強人、有強勢政府、有治理能力。鄧小平就是中國大陸的李光耀。鄧氏去見馬克思 後，中國大陸的強人政治變為一黨專政下中央政治局的集體領導，但黨的總書記仍然是政治強人，他一身兼軍委會主席及國家主席，黨政軍權力三位一體，換句話 說，還是「強人政治」，這如福山（F. Fukuyama）所說，「當今中國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歷代歷朝的延伸」。

除了毛澤東天下是打下來之外，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他們的政治治理靠政治能力。他們都是由地方幹部一步步幹起來的，然後經過自己的努力，黨的長期磨練與培養，再經過組織單位全國性的甄拔，最後以能力傑出、殊堪重任，走上領導舞台。【待續】◆（收藏自 2015年6月《海峽評論》293期）（作者為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