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騎兵東征西討，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軍隊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是如何經營這個雄跨歐亞的大帝國，忽必烈及其繼承者仍是以“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這個國家，重武功而輕文治，以至於制度無法上軌道，**也無法落實。90年後，這個中國史上空前的大帝國被明朝取代，中國歷史開始新的階段——第三帝國。

　　在旅遊尚未成為一種有組織的事業之前，馬可·波羅就已成了超級的旅遊者。他前往中國既沒有作買賣營利的打算，也缺乏傳教士拯救眾生的虔誠。只因好奇心發動，就使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大井眼界。根據當日的標準看來，他所留下的一段不平常紀錄，已經牽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縱是他輕易地接受傳說，本人又喜歡誇張，可是他以親身經驗道出，就自然地打動了其他人的興致，而使他們也欣然欲住了。他經常在書中提到：“你不親眼看到無法置信”，這樣不斷地挑逗讀者，也使他們必須將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賞遠方異域的各種離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與馬可·波羅

　　他書中的一代偉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年輕的馬可進出忽必烈朝廷之際，元朝的水師正集結準備於公元1279年殲滅南宋的殘余艦隊。此戰役結束，“大可汗’成為全中國唯一的統治者，這是以前異族入主的事跡中所未有的。從此元朝創業之主和威尼斯之來客彼此以禮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關系。馬可波羅從此仕元，他承應了大可汗之各種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義之情報。

　　馬可·波羅稱中國為Cathay；南方的中國人為“蠻子”（manzi）。北京則成了“堪巴祿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謂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國人通稱杭州為“行在”，馬可·波羅稍一調整則成Quinsay。

　　這位歐洲來訪者視中國之紙幣為一大奇聞。石綿則出自高山之間，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樹木之纖維”，然後“用作布巾”。煤則為“一種石塊，燃燒時有如木材”，從山上采出，燒之生熱。

　　從馬可·波羅的紀錄中，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觀察忽必烈這個人。顯然的，他作為一個領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當機警。其誌在戰勝攻取，可是卻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滿足。他多少將宗教當作一種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為他統治帝國的凝固力，以增進團結；也可以被反利用為一種顛覆破壞的號召力，足以使之解體。所以他對各宗派的容忍，視其對自己施政方略的影響而有差異。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開明專制具有好感；可是應當批評時他也從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說：“很多心存不軌的人，經常有謀反的趨向。”在另一處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國人都厭惡大可汗的政體，因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長多為韃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們視中國人如奴隸，使他們無法容忍。”讀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遺傳的權利淩駕於中國之上的辦法沒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來控制。於是他對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將權力擺在韃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裏。這些人附屬於他皇室之中，忠於職守地對他服務，（其他的）外國人也是如此。

　　蒙古大帝國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勢中的優越地位，在歷史中可算獨一無二。其人口只有100萬左右，他們的武功卻使歐亞大陸幾乎全在他們操縱之中，以至東西極端所幸存的地方極為有限。由於家族間的團結，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勞性格，於是蒙古人有極優異的兵員。以前契丹之遼和女真之金已經將騎兵大兵團的戰術充分發揮。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更將其擴張至極致而所向披靡。他們的部隊極守紀律，並以風馳電掣的速率行動，作戰計劃也周詳完備。各騎士必要時可以倚賴他們牝馬的乳汁為生，支持上好幾天，甚至幾星期。心理作戰被廣泛利用，例如讓難民經行於隊伍之前，散布謠言：如果被侵*之城市膽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給以殘忍的暴行和放縱的破壞。被征服的民眾中若有軍事和技術才能的人經常盡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巴格達這個回教國時，有一中國將領參加，中國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擲燃燒彈。10年之後他進攻襄陽樊城時，忽必烈召用兩個波斯工兵設計能投擲150磅大石塊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於公元1227年攻西夏時身故。他的帝國分作四部分：金帳汗國（GoldenHorde）包括俄羅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輔（Kiev）在內；波斯汗國所轄自阿富汗邊疆及於伊拉克邊疆；另一汗國在兩者之間而向東延伸，概括今日蘇聯中亞地帶與中國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權統轄以上三個汗國。他自己的領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帶，南達中國海之海濱。當日這不過是一個憧憬中的遠景，直到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征服者死後50年，才成為事實。

　　根據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選舉產生。忽必烈取得這地位並未經過這一程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稱大可汗，在爭奪名位時和他弟弟阿裏不哥（Arik-Buga，元人將此名譯為阿裏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對兄長不忠順之意）兵戎相見。獲勝後，他仍須對付中亞地區蒙古領袖所組織的聯盟，他們是由從兄海都（Kaidu）率領，堅稱維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兩方沖突仍未停息。雖說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擋了遊牧民族，使中國不受其蹂躪。只是如此大可汗統領各汗國的權力也就名實俱亡了。在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專註於中國，企圖壟斷東亞。公元1271年，他在漢臣慫恿之下，創建了元朝。上章已說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毀，至此他才成為中國式天子。

　　遠征日本

　　很多歷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遠征日本出師不利，因為這戰役也產生了日本“神風”的傳說。元朝對日用兵兩次。1274年的遠征（當時南宋尚未完全滅亡），朝鮮被用作跳板，聯合艦隊裏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載蒙古與朝鮮兵員25000人。在占領了沿岸幾個小島之後，他們在11月20日於九州博多灣登陸。日本軍在完成防禦工事之後等展援軍的來臨。當天戰事勝負未決，是夜會風掃境；當蒙古人決心後撤時秩序大亂，據朝鮮方面的紀錄所載，淹沒於海中者達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遠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後，兵力增大數倍。北方的進攻部隊有蒙古和朝鮮部隊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線前進；南方軍由宋降將範文虎率領，有大小船只3500艘，載兵10萬，由浙江舟山島起航。規模之大，是當時歷史上所僅有，這紀錄直到最後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遠征一樣，沿海的島嶼，不費力地占領，部隊在博多灣登陸成功。只是在兩次戰役之間，日本人已在海灘一帶構築了一線石墻，阻礙蒙古騎兵的行動，於是遠征軍少有進展。戰鬥自6月持續到7月，仍無決定性的突破。8月間又有臺風來臨，船舶覆沒數百艘。海陸軍將領連範文虎在內率領巨艦逃脫，淹沒的軍士難以計數。陸上殘存部隊則被日軍在灘頭拘捕集體斬首。今日國多灣的“元冠冢”即顯示了“神風”的裁判。朝鮮方面稱，損失數在參加者半數以上而略強，中國與蒙古的死亡人數無紀錄。日本方面的記載指出：蒙古輕騎兵不能發生力量，而中國軍則裝備低劣，士氣消沈。

　　日本人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慘敗，忽必烈極度的憤怒，於是準備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各項準備在二次失敗之後不久開始進行，造船的工作及於全中國沿海，北至朝鮮半島，中經渤海灣及今日中國之東北，商船也被征用，供應物品則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盜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職以便往日本戴罪圖功。公元1285年由長江下遊運往朝鮮之米100萬石，表示大軍的出動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語令，將所有的準備全部放棄。《元史》稱“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顧民船。”雖說所稱符合情理，可是如此聲張又自承以前之錯誤和目下弱點，忽必烈發出這種指令時不能沒有道義上的勇氣。

　　蒙古武功的極致

　　從歷史的眼光看來，蒙古人的挫敗證明了在現代科技發展之前，極難使一陸上強國同時也成為海上強國。要維持一個大艦隊又要承當其損失，使付出之代價過於龐大。因為海上冒險要強迫大量人民往與他們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進出。當準備第三次遠征時，忽必烈已感到綏靖安南和緬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遠征軍雖然登陸成功卻在土人反攻時，受挫折死傷慘重。這樣看來在忽必烈的晚年，這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陸上強國已到了它發展擴充的極限。

　　中國人常說蒙古人在馬背上得天下，也企圖在馬背上治理天下，這種批評有事實的根據。可是要是說成吉思汗之子孫完全忽略經理上的問題，則與情況相左了。比如說忽必烈就花費一生不少的時間。研究如何管理他轄下跨地極為廣泛的大帝國。他不僅受地緣政④治的限制，也被當時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來的碎片，無法接收過來作為一個整體新秩序的零件。而他當時的間題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創造新系統，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漸與中國儒臣疏遠也是事實，此間有幾個原因：宋朝覆亡之後遺臣不降元，不時仍有謠傳光復的情事；蒙古人陣容中也發生彼此勾心鬥角的狀態，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釋他所下的決心是出自本意，並未受中國人的搖布。除此之外我們更要體會到蒙古之征服，確是以力伏人；而後面仍有地緣政④治的問題，無法僅以軍事方案解決。

　　蒙古的統治

　　蒙古人人數過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著他們的軍事精神與軍事組織之外，他們無法維持種族的面目。可是他們強悍的馬術和日常生活的粗擴狀態互為一體，一有都有。所以在元軍之中，他們構成一種優秀部隊，在多種戰役之中，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其他非蒙古的遊牧民族又為一系統，他們的部隊稱為“探馬赤”，通常發生第二層的功用。華北經過幾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統治之後，其人民帶混合性格，雖說不能與蒙古軍匹敵，但卻較南宋人民堅強，元朝也將他們征集服役，在平服南宋時發生了效用。蒙古人稱之為“漢人”的，其實包括朝鮮人和其他各色人種。最後南宋投降的軍隊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編在元軍之內。元朝井且命令屬於“軍籍”的戶口通過遺傳世代都屬軍籍，這樣一來也就儼如社會上帶遺傳性的等級（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沒有種族主義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種通過諸族之間的統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數過少而吃虧。可是他統治的期間未曾設法創造一種以文墨為主中國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過一次文官考試。在他的教育系統內，蒙古文的字母至少與漢字均等。而幾無例外的，元政府裏各單位的首長總是蒙古人。

　　元主對儒家學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辯論深感厭倦，但他堅持各級官僚務必熟悉文牘，可見得他註重技術上的細節，本人也身體力行。這樣的著眼不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間如此，以後的繼承人也同樣註重。粗率看來，和以前各朝比較，這著眼應當是一種主要的**，同時蒙古人提出這樣的**也算得合於情理，因為他們的戰勝取功全憑武力，並沒有任何道義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來，他們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潛在的基本原理。中國官僚政府誠然牽累多而功效少，有時尚且有馬虎塞責，又有以偽善作口頭禪的傾向，可是它必須應付成千上萬的農民（他們是納稅人），所以政府必須清廉。傳統中國對本人謙遜對人禮讓的作風，足使很多爭端無法啟齒，且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系構成，又有法律支撐，就用不著法理學上很多高深奧妙的原理，而牽涉到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了。政府授權於各家族，讓他們教訓管束自己的子弟，於是衙門減輕了本身的任務；各官僚在詩歌和哲學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們的工作無須全部確鑿切實，即司法也離不開相對的成分。由於他們不對各地區特殊的情形認真，所以他們總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為適用於全國的標準，因此整個文官組織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一個大帝國即可以用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治理。除了施政的風向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事已無關宏旨。這種體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則要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國廣泛的疆域和內中各種復雜的情形，又受限於當日技術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訊），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

　　中國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又在技術上有了進展：造船技術達到了最高峰，直到15世紀中葉明朝時才開始衰退；中國很多橋梁，尤以在長江之南的，在碑鐫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開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運河，其河道中途通過高峰；日本的書刊與馬可·波羅同樣對元軍所用的拋射榴彈和縱火炸﹎彈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學家、數學家和水力工程師，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務，今日仍有人認為他是當時世界上科學家的最先驅，而元朝創業之主，也欽定編修《農桑輯要》，以後出版多次，公元1315年的印數更達一萬部。書中有很多農具圖解，看來與本世紀上半期在中國使用的仍是一般無二，而這中間已有了600多年的距離。此間也值得提出：元朝時的兩種農作物——棉花與高粱，此時開始輸入中國，它們對億萬中國人之衣食影響深切，至今已有好幾個世紀。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並沒有創造一種社會環境去持續這種發展。他不願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為由他看來，儒教的出頭等於中國人的出頭；他治下人民不僅種族的來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圖找到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國通行。在他為中國之主以前，他曾央請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個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們無法確悉他是否一度考慮讓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則無疑的有政④治動機在。除了任命八思巴為“國師”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親同去西※藏進修喇嘛教。雖說以後下落如何不見於經傳，歷史家卻因這段記載推動了好奇心：要是這年幼的先朝舊主，雖退位仍有亡宋遺臣的愛戴，從此成了宗教領袖，回頭又向異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盤！可是我們也無法知悉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雖為國師，他和喇嘛教給中國人的影響也和儒教給蒙古人西※藏人的影響相似——鮮有功效。初淺看來，因果報應的觀念，又糾纏著重生轉世，足以將精神上的力量兌現而成為來生再世的威權，加上巫術式儀節，應當對不識字的中國農民極具魅力。可是要有政④治上的功效，則必須政教合一，同時也要將中層的知識分子鏟除。歷史證明，這套作法只有在一個原始的經濟圈內有效。中國的13世紀，已不適用於此種體制。

　　忽必烈有意不讓中國人的影響過於濃厚，於是向各方求才。聘任於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紇人、東歐人等。一這些人統稱“色目”。大概有“各色諸目”之意。不過整個說來他們影響並不過大。當中有好幾個成為忽必烈的親信，以後也遭殺身之禍。當左丞相阿合馬（AhmedBenaketi）被一個中國軍官刺死時，元主將利客處死，可是後來為息眾怒，他也以剖棺戮屍的辦法對付阿合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倉庫財物，因為群臣參劾，也被處死。兩人都被控有罪，然則事後真相則是他們兩人都企圖擴充稅收，增廣財政範圍，所以極不孚人望。因為元政府具有國際色彩，其組織極難控制。因此這兩人的部屬在都城之外“貪饕邀利”，事當有之。不過根據《元史》裏面的紀載，文化上的隔閡，才是他們產生悲劇的原因。即使我們今日遇到書中此類事跡，也要將原文反復閱讀、才了解傳統政體之中，寧失於松懈，不能求效過功。如果領§導者放棄了雍容大方的寬恕態度，其下屬則無所不用其極。阿合馬和桑哥看來都沒有掌握到此中情節的微妙之處。他們在企圖提高行政效率時，可能脫離了傳統忠恕的範疇，他們的對頭即可因為他們技術上的錯誤，擴大而成為道德上的問題，謂之死有應得。

　　財政問題

　　經過很多**的失敗，元朝財政一直沒有成為定型的機會。華北的稅收即與華南不同，在華北租庸調成為一種體系的制度，亦就是稅收以戶為單位，雖說內中仍有差別，但足其可能地使各戶所出相等。這是契丹與女真留下來的遺物，他們需要同等簡單的稅制支持他們的軍事動員。可是在華南，元朝仍如宋朝按畝收稅。再則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樣，將一部付稅人戶分割為“封祿”或“投下”以作為150個皇親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經紀去地方政府監接收納，但不得以各人戶的地產作為自己的莊園，或是將他們當作農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萬戶，小的不過數十戶。他們的存在也產生了無數的糾紛。

　　從表面上著來，元朝課稅程度較以前各朝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興師滅宋前夕，忽必烈稱凡南宋所征之苛捐雜稅一律除免，只依正賦作主。事實上他無法說話算數，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種非常之征發支應，只是這些征發停止之日，擴充稅收的辦法又無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稅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為以前的歷史家所歌頌，而實際上他既未作全面**，也未將現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後為難。他們既不能以正規收入應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鈔，造成通貨膨脹。

　　從宏觀的角度看來，蒙古人這一階段是中國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間的過渡階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長與擴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繼續之增進，可是它沒有投入新的燃料使這運動不斷地進步。當它在財政上無法突破，讓稅收數遲滯於低層，又強調“農業第一”的情形下，它實際上已將第三帝國的收斂態勢預先提出。後者只要加入內向和不帶競爭性的格調，即可以完成這歷史上的大轉變。而這情形也就出現於明朝。

　　帝國末路

　　中國歷代創業之主乃是創制法律的人物。他們可以在各種情況尚未穩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際，獨自以武力作主，指揮仲裁，以強制執行其意願，因之在歷史上作大規模的調整。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時期最為顯著，因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趨勢。再則元朝一切作為被忽必烈一手壟斷，他的後人只能隨著他的規劃，很少有所調整。雖說如此，我們仍不能忘記這一切大致上還是地理環境所賜。馬鞍上馳騁自如的騎士借著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數在小塊土地上種田的農夫，卻缺乏組織上的技能，使兩方同時受益而前進，而彼此結合，卻又無法保存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來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風病糾纏，他從未在南方強熱的地區感到舒適。當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間都去上都（今察哈爾之多倫）避暑，極少間斷。以後的繼位者也因循著這春去秋還的辦法。然而傳統帝制，經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皇帝久離大都（即北京，詳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辦法，皇位之繼承也因之發生了大問題。忽必烈於公元1294年去世時，皇位由孫子鐵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此後26年之內，出現了8個皇帝。如同傳統一樣，新舊交替很少不生陰謀及宮闈之變，給人看來，情形極不穩定。隨著這八個皇帝之後，又有元朝的第11個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在明軍入大都時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國歷史裏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繼承者所做唯—一樁不因襲朝代創始者規劃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復了中國傳統的科舉取士。自此之後，會試舉行過13次。可是其目的並不在構成中國式的文官組織。當考試時蒙古人及色國人另為一科，有不同的試牒，錄取的人員也不任重要職守，只在低層組織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國不少讀書人因此郁郁不得誌，只好將才能向其他方面發展，寫刻本即是其中之一，從此元曲既包含著優雅的文句，又帶著日用俗語，更添上戲臺上技術名詞，使中國文學另開別徑，這也使中國之舞臺進入一段黃金時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階段，中國需要宏觀歷史愈為明顯。人類中常有很多事跡，其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不能從短淺的眼光窺測，即使當時人物所作的判斷，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過他們的人身經驗。或者這也是馬可·波羅筆下提及忽必烈時心頭帶著矛盾的原因。同樣的，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來，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後提及“胡元制主”的時候，深帶著漢人民族主義的情緒，可是卻又將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廟內，與漢唐宋創業之主並列，一同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