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陜西出現了一批中青年作家，紛紛沖出了潼關。文壇歷來是競爭之地，翻翻覆覆，沈沈浮浮。在這幾年裏，陜西的作家質量如何，發展和前景又如何，省內國內評說不一。我以為，除過“洛陽紙貴”的北京外，論單打，比不上天津、上海、四川、江西、貴州、寧夏、河南，論團體，又比不上湖南、山西、南京。究其原因，是不是有三？

一、地域差別

陜西為周至明十三個王朝建都之地。北有黃河，中有渭河，南有漢江，山川河流結聚精光靈氣，以此產生過輝煌的漢唐文化，但過則不及，盛唐之後，一種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滋生繁衍，以此浸蝕於民風世俗，故唐後各朝政治、經濟、軍事皆趨於萎靡，自然文化藝術也不可幸免（從這個角度來講，漢代文化的力和氣度比雍容華貴的盛唐文化更令人推崇和向往）。都城東遷和北移之後，這裏漸漸歸於偏僻。當置身在碑林博物館的那些六駿石雕面前，不禁會得出古人崇仰誌在千裏的良駿，今人卻只看重負載忍勞的秦川孺牛，便喟然長嘆。歷史衍進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是信息的社會，而陜西地處西北，為東潼關、南武關、西散關、北鎖關所限，性格由開放型變為封閉型，自然是趕不到時代潮流的前頭。

二、生活差別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這是最古老而又最時髦的口號。每一個作家沒有不遵循的，尤其是陜西的作家。陜西的作家不乏有寫工寫兵、寫知識分子為終生題材的，但絕大部分是寫農村。縱觀這些作家的出身、經歷，本身就是農民，或家庭成員就是農民。對於農村生活之熟悉，大大超越外地作家。但是產生的作品卻落後於人，這恐怕是如何生活的問題了。正因為如第一條所指，有了地域的差別，使一些作家感到了緊迫和慌恐，而放棄了自己生活的根據地，淪於文學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訓又使一些作家退守於原地的圈子裏。寫農村而目註於一村一鎮，寫農民混同於農民，便又導致了就事論事的桎梏裏。出身於農民可以是農民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農民，也即農民意識的作家。

三、素養差別

陜西作家的成分，正是由於大都出身農民，或從農民躍身為農村基層幹部、區縣文化館幹部。這有先天性的長處，亦同時有了先天性的不足。很多年來，似乎有一種觀點，認為作家不是大學可以培養的，這話有其道理，但若以此走入極端，輕視藝術素養的專門訓練則又誤人誤事。國人文化水準的提高，城鄉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學不再僅僅是普及性的了。藝術來源於生活，生活卻決不等於藝術。寫什麽的問題固然十分重要，怎麽寫的問題也同樣要十分重視。因而，陜西的作家初發勢猛，過後勁則不足，往往在突破之時陷於困境。

如若上面三點能成立，我們應該按“面對著永恒或沒有永恒的局面”的說法，我便要具體針對王蓬的創作再發一點妄論。

陜西為三塊地形組成，北是陜北黃土高原，中是關中八百裏秦川，南是陜南群山眾嶺。大凡文學藝術的產生和形成，雖是時代、社會的產物，其風格、流源又必受地理環境所影響。陜北，山原為黃土堆積，大塊結構，起伏連綿，給人以粗獷、古拙之感覺。這一點，單從山川河流所致而產生的風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來看，陜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緩悠遠。相反，陜南山嶺拔地而起，灣灣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陰晴之變化，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委婉幻變。而關中呢，一馬平川，褐黃凝重，地間劃一的渭河，亙於天邊的地平線，其產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於是，勢必產生了以路遙為代表的陜北作家特色，以陳忠實為代表的關中作家特色，以王蓬為代表的陜南作家特色。這三位作家之所以其特色顯著於文壇，這種地理文賦需要深入研究。是不是可以說，陜西的作家不能形成統一流派，是有這個原因的？這也是不是陜西作家陣容不整齊的一個表面現象？歷來的文壇，作家在做人上應團結親愛，是好友，在事業上應爭先恐後，是情敵。而陜西的作家最具備這種條件。論其優秀作家，自古中外只能比較其特色，而不能判之高下，只能劃為愛與不愛，不能妄斷其良劣。但目前陜西的作家，皆處於未成熟階段，極需要解決的則是不能自己局限自己。立足於自己的地域，而知其長處優勝，曉其短處不足，兼收並蓄。也正於此，我覺得研究王蓬的創作，就更有其意義了。

王蓬原籍西安。也便是說，他在關中地面上誕生和度過了童年。因社會的原因，家庭的遭遇，他來到了陜南。在陜南他不是個匆匆的過客，而是一呆幾十年的耕作農民。關中是黃土沈澱，壅積為源，屬黃河流域。陜南是青山秀水，屬長江流域。他因此具備了關中黃土的淳厚、樸拙和陜南山水的清奇、鐘秀。而幾十年的社會、家庭、愛情、個人命運的反反復復，曲曲折折，風風雨雨，使他沈於社會的最基層，痛感於農民的喜、怒、哀、樂。這就是說，他首先是一個農民，一個不得誌的農民，而後才是一位作家。作為作家的這一種生活的體驗，無疑更是一種感情的體驗。漢江流域，是楚文化的產生地。楚文化遺風對他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這從他的第一本小說集《油菜花開的夜晚》中，就可以明顯看出。細讀這本結集，無論是往來於豬場與移遷到鄉下的工廠之間的年輕寡婦銀秀（《銀秀枝）），無論是歷經風雨的百年物事老楸樹下的老幺爹（《老楸樹下》），還是關鎣山的獵手年子才（《獵手傳奇》），再是竹林寨的六嬸（《竹林寨的喜日》），無不觀事觀物富於想像，構思謀篇註重意境，用筆輕細，色彩卻絢麗，行文舒緩，引人而入勝。他是很有才力，善述哀，長言情，文能續斷之，斷續之，飛躍升騰，在陜西作家中，有陰柔靈性之美的，就不能不算作他了。

文學創作，猶如體育運動，作家也要求有一種意識。對於現實生活，這種意識愈是強烈，愈能把握作品的總體結構和局部枝末細節。這種意識的產生，得源於深厚的生活積累和對生活的深刻認識，這便也就具備了作品的底蘊。作品的深刻與否並不建立在膽子的大小，作家的文采才華，同樣也不等於囂喧洶洶。中國幾千年的文學，陶淵明、白居易、蘇軾、柳宗元、韓愈、司馬遷、曹雪芹、蒲松齡，盡管他們的風格各異，但反映的自然、社會、人生心境之空與靈，這是一脈相承的。空與靈，這是中國文學的一項大財富。我覺得王蓬於此是很

早就註意到了的，也正在努力繼承和實踐著的。一本《油菜花開的夜晚》，若從每一篇來看，有的借鑒運用得很好，有的借鑒運用得不理想，但即使在一篇不大成功的文章中，也不乏有的段落、有的情節、有的場面描繪得卻十分精彩。

中國的文學如何振興，外地的作家或許比陜西的作家思考得更多，追求和實踐得更多，但陜西的作家也開始了慢慢的思索和探索。情況是，有的作家從內到外極力借鑒，吸收外來文學，卻在進一步的融匯、化合方面做得不好，忘掉了和忽視了中國民族的美學心理結構，出現了欲速不達的效果。有的作家則完全拒絕外來的東西，將自己束縛在一個狹隘的圈子裏，我行我素。文學發展到今天，眼光一定要遠，應該在中西雜交的大前提下，各人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環境、修養、體質、愛好諸多條件，走自己的路子。王蓬的路子，走的是他自己的。楚文化的精，是不是可以說有一種“自遠”的味道。這種“自遠”，建立在“自近”的基礎上。這也正是王蓬作品讀來空靈而不空浮的原因罷。這是不是正是他紮根生活之中而才使作品產生的一種底蘊呢？

讀王蓬的《油菜花開的夜晚》，同時又想到另一個問題，即所謂的大度。也可以叫做力的問題。綜觀國內一些名作家，大都可稱為思想家，或者說是有深遠的思想。當然，思想不是一個狹窄的概念；否則，會導致所謂“思想大於形象”之弊。古人講過：雄中有韻，秀中有骨。這不僅是指文學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內涵。所以我說王蓬的作品是有底蘊，也就是說秀中有骨。但如果王蓬能重新反過來吸收陜北作家路遙的獷，做一次南北結合，那局勢就更為可觀了。也基於這一點上，我在前面說過要推崇漢代之風，在霍去病墓前看石雕，漢代的藝術竟能在原石之上，略鑿一些流利線條，一個石虎石馬之形象就凸現而出，這才是藝術的極致。所以，在整個民族振興之時而振興民族文學，我是崇拜大漢朔風，而鄙視清末景泰藍之類的玩意兒的。如果以此去考察，研讀當今轟動世界文壇的拉丁美洲文學，從中就會悟出更多的東西了。

王蓬近期的一系列小說、散文，似乎比《油菜花開的夜晚》還要好。他是感覺頗好的作家，又開始了進一步的學習政治、經濟、哲學、美學的工作，來完滿他一個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文格”。無疑，作為一位陜西南方的作家，已經在為陜西作家在全國文壇產生影響做出了他的貢獻。陜西的其他作家，應該向他學習，更應該使我效法。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８日於靜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