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已知在基因上有關聯的語言，也就是說從單一原型演化出來的分支形式，都可以被視為屬於同一個「語系」。語系並不是最終確定的分類。我們建立語系的時候，只是說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夠追溯到這裡，不能再進一步。在我們研究的任何進展階段，一束意外的曙光可能會揭示出所謂的「語系」只是更大群體中的一種「方言」。方言、語言、分支、語系這些術語——不言而喻——都是相對的。隨著我們的視角擴展或收縮，這些術語是可以互換的。

至於我們是否能夠最終證明所有語言都源自一個共同的起源，這一點則無從推測。近年來，語言學家能夠做出比以前認為可行的更大範圍的歷史綜合，就像文化學者能夠展示在過去被認為完全孤立的文化區域或制度之間的歷史聯繫一樣。人類世界的縮小不僅是在展望未來，而且也是在文化史的回溯眼中。然而，我們還遠未能將眾多的語言減少到少數幾個「語系」。我們仍然必須處理相當多的這些語系。其中一些，如印歐語系或中印語系，分佈在廣袤的地區；另一些，如巴斯克語，則有著奇特的有限分佈範圍，很可能只是曾經更廣泛分佈的群體的衰退殘餘。

至於語言的單一或多重起源問題，語言作為一種人類制度（或者，如果你願意，作為一種人類「能力」）可能在歷史上僅發展過一次，所有語言的複雜歷史都是一個獨特的文化事件。然而，這種基於「一般原則」構建的理論對於語言科學來說並沒有真正的興趣。什麼在可證明範圍之外的問題，應該留給哲學家或小說家來處理。

我們必須回到語言中「漂移」的概念。如果語言中發生的歷史變化，如果那些隨時間累積的微小變化，最終導致語言的徹底重塑，與我們在周圍每個人身上觀察到的個體變異本質上並不相同，如果這些變異只是昙花一现，隨即消失無蹤，而那些同樣微小，甚至更微小的變化，卻永久地印在了語言的歷史上，我們是否賦予了這段歷史某種神秘的品質？我們是否賦予了語言一種超越個體無意識變異趨勢的自我變化能力？如果語言的漂移不僅僅是日常經驗中水平方向的個體變異，在歷史上則是垂直方向的變化，那麼它到底是什麼？語言只有在實際使用中——被說出和聽到，被寫出和閱讀——才存在。

語言中發生的重大變化，必須首先存在於個體變異中。這完全正確，但這並不意味著僅通過對這些變異的詳細描述性研究就能理解語言的總體漂移。這些變異本身是隨機現象，像海浪一樣，無目的地來回波動。語言的漂移有其方向。換句話說，只有那些朝著特定方向發展的個體變異，才能體現或承載這種漂移，就像只有某些波浪運動才能勾勒出潮汐的輪廓一樣。語言的漂移是由講者無意識地選擇那些在某個特定方向上累積的個體變異所構成的。

這一方向可以從語言的過去歷史中推測出來。長期來看，任何漂移中的新特徵都會成為通用的、被接受的語言的一部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可能只存在於少數人的語言中，甚至可能是被鄙視的少數人中。當我們環顧四周，觀察當前的用語時，我們不太可能意識到我們的語言具有「傾斜性」，即未來幾個世紀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在當前某些模糊的趨勢中預示出來，這些變化在完成後將被視為已經發生的變化的延續。我們感覺到的，反而是我們的語言幾乎是一個固定的系統，而那些注定會發生的細微變化很可能會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這種感覺是錯誤的。我們對即將發生的變化細節的不確定性，反而使其方向最終的一致性更加引人注目。

有時，即使我們在努力抵抗，我們仍能感受到漂移的方向。可能讀這些文字的大多數人都覺得說「Who did you see?」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這些讀過很多書的人仍然非常小心地說「Whom did you see?」，但在過程中卻感到有些不舒服（或許是不舒服的自豪）。我們可能會完全避免使用這種表達方式，轉而說「Who was it you saw?」，以沉默的尊嚴來保護文學傳統（即使用「whom」）。大眾則毫無歉意。

「Whom did you see?」或許適合作為墓誌銘，但「Who did you see?」才是急切詢問的自然形式。當然，我們必須從不受控制的大眾言語中尋找關於語言總體運動的早期信息。可以預言的是，從今天起的幾百年內，甚至最博學的法學家也不會再說「Whom did you see?」。到那時，「whom」將如同伊麗莎白時代的「his」取代「its」一樣變得古雅可愛。無論是邏輯還是歷史論據都無法拯救這個不幸的「whom」。即使在理論上「I : me = he : him = who : whom」的推理很有說服力，但在實踐中卻無人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