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尕︱藝術意義：創造個人獨特宇宙（4）

我在“媒體藝術21—2000年以來全球媒體藝術實踐與反思，及其教學探索”的後人類章節的序言里提到過，“後人類狀況”其實始於後現代。而後現代則是被遮蔽的後人類。最簡單的原因即：如果説人類中心論是現代性立足之本，像海德格爾所説：“我們所謂的現代時期，是由人類成爲存在的核心和標準這一事實來界定的。而人就是一切存在的基底，用現代的話來説，就是一切客觀性和表現的基底。”（ [德] 馬丁·海德格爾著，大衛·法雷爾·克雷爾主編，約翰·斯坦堡、卡普茲英譯《尼采》，哈珀科林斯出版社1991年版，第4捲，第28頁）那麼後現代作爲對現代性合法性的質疑則必然以去人類中心作爲其表徵。事實上，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中頭一頁即提出後現代是以技術環境爲其條件，也即凱利·沃爾夫所説的構成後人類的技術條件。而這個前提則似乎一直被文化解讀（有意）忽略。所以，我們早已身處後人類狀態。

孫嘉：您曾在第六屆廣州三年展策劃“機器不孤單”闆塊，以及策劃展覽“人工智能的兌現：卑棄”“人工智能的兌現：解脫”等。您也曾談到過，“到處都是機器”“世界是機器的”。有關機器如何塑造甚至操控人類，以及未來人工智能可能會掌控世界的問題，已被無數人討論，這些問題也在《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黑客帝國》《西部世界》等科幻文學和電影中被頻繁觸及。您怎樣看待人與機器、技術的關係？在您看來，機器或技術是否能産生自我意識？

張尕：“機器不孤單”以及有關人工智能的兩個展覽都試圖擺脫在二元論的慣性思考下所導致的主體與客體、自然與文化、有機與無機，以及人類與機器的主僕關係，抑或是“控制與服從”的對抗情結。這里還可以從西蒙棟那里得到不少啟示，即機器的發明有其自身的邏輯，具有其未來性（futurity），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因此，人類有必要以一種共生的心態來重新審視她和其他萬物的關係。這里包括機器及更廣義上的技術。事實上，人創造了技術，技術成就了人。這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關係。

把握這個比特和字節的新現實

孫嘉：中央美術學院的“真實的拓撲”媒體藝術展的介紹文字中這樣説道：“在時空之技術構建的明顯加速下，真實的概念不斷被藝術想像所挑戰和改冩……”您如何看待其中所談到的“真實”？

張尕：“真實的拓撲”作爲一個大型展覽，試圖去探索和解讀以數字技術作爲底蘊的當代社會所構建的一種新的真實，可以説是在探討數字時代以及媒體藝術的本體論的話題。這個展覽的構思建立在之前兩個展覽的基礎上：2016年和巴塞爾電子藝術中心合作的“非真實：算法之當下”（unReal： the Algorithmic Present）展以及2017年在ZKM開幕的展覽“術問：真實的回歸”（Datumsoria： the Return of the Real）。我在展覽的文字里冩過這樣一句話，可以來總結你的問題：

真實的政治不再僅存於作爲苦難和窘迫的主體的真實身體及社會場所——這也是當代經驗的主體及藝術探究的對像——如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曾有力地指出，它還暗示着，把握這個比特和字節的新現實既是一個認識論的根本問題，也是刻不容緩的道德命題。（翻譯：賀瀟）

孫嘉：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過去的媒體單向傳播的方式，使得傳播者和受衆之間建立了互動，這應該也能促進藝術領域的更多互動。但如今，大數據的算法分析常常只推送那些我們以爲自己想看到的東西，那麼是否可以説，原本爲了打破單一性和單向性而出現的互聯網，如今也已進入純然的商業邏輯，甚至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壟斷？

張尕：Connectivity（聯結）、interactivity（互動）、sociability（社交）、community（社區）等曾經喚起對民主之烏托邦遐想的美麗得近乎神聖的話語，現在看來都已成了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以及認知資本主義（cognitive capitalism）的不可或缺的經營策略。個性化的定制非但沒有解救被“文化工業”所綁架的、填鴨式的大衆消費模式，反而加重了同質化（homogeneity）和層級化（stratification）的扭曲結合，同時也催化了更多的偏執和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