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現代》雜誌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這個名詞。由於北方作者提及這個名詞時，所加於上海作家的壓力，有失公道處，故那篇文章為“海派”一名詞，有所闡發，同時也就有所辯解。看了那篇文章後，使我發生許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這個名詞，因為它承襲著一個帶點兒歷史性的惡意，一般人對於這個名詞缺少尊敬是很顯然的。過去的“海派”與“禮拜六派”不能分開。那是一樣東西的兩種稱呼。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我們今天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在一般人卻模模糊糊的。且試為引申之：“投機取巧”、“見風轉舵”，如舊禮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來也談哲學史，也說要“左”傾，這就是所謂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風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乩猜詩謎者相差一間。從官方拿到了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哄騙讀者，思想淺薄可笑，伎倆下流難言，也就是所謂海派。感情主義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情形不對時，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謂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種種方法招搖；或與小刊物互通聲氣，自作有利於己的消息；或每書一出，各處請人批評；或偷掠他人作品，作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報，去制造旁人謠言，傳述撮取不實不信的消息，凡此種種，也就是所謂海派。

像這樣子，北方作家倘若對於海派缺少尊敬，不過是一種漠視與輕視的態度，實在還算過於恕道了！一個社會雖照例必有這種無聊人與這種下流風氣存在，但這種人所造成的風氣，是應當為多數人所深惡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當道理的。一個民族是不是還有點希望，也就看多數人對於這種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與習氣的態度而定。根據北方一般從事於文學者的態度說來，我還覺得有點遺憾。過分的容忍，固可見出容忍的美德，然而嚴酷檢討與批評的缺少，實在就證明到北方從事文學者的懶惰處。我覺得這種辦法不是個辦法，用好風氣糾正壞風氣，應當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張惡風氣的掃除，希望這成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對於文學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種責任。正因為莠草必須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機會。然而在南方，卻有並不宜於從海派文人中討取生活的《現代》編者杜衡君，來替上海某種人說話了。

這是杜衡君的錯處。一面是他覺得北方從事文學者的觀念，對於海派的輕視的委屈，一面是當他提到“海派”時，自己卻儼然心有所懾，以為自己也被別人指為海派了的。這是杜衡君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