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婧 周毅《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4)

首先,文學地理學研究「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文學家的地理分布,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及其空間要素、結構與功能,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的地域差異及其效果,文學景觀的分布、內涵和價值,文學區的分異、特點和意義等」。(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頁。)它關注文地關係,而實現文地關係轉換的中介主要是作家的生命意識和地理基因。張中信出生於巴中通江一個叫野茶灞的小村落,少年至青年時期在大巴山各地生活、工作和遊歷,在人生風浪的淘洗中,又來到成都定居。他的創作始終攜帶著濃厚的地域元素,以家鄉作為創作基點,描摹鄉土記憶、關照城鄉變化、感悟人性世情。久而久之,其作品之中亦形成了獨特的地理空間。依托巴山基因,張中信將自身強烈的地理感知化作文字,逐漸形成其創作的基本特征:外向維度的景觀抒寫和內向維度的原鄉情結。文學地理學批評的方法與張中信的創作特色高度契合,在此視野下研究其文學創作是行之有效的。

其次,文學地理學是一門還在建設中的學科,理論的驗證和完善需要長時間、大規模的實踐。誠然,目前已有許多以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研究作家作品的批評實踐,但多數是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完成的,研究對象也大多是外國作家。如前文所述,類文學地理學思維在中國源遠流長,文學地理學建設也以中國學者為主力軍,再結合中國極其復雜的地理環境分異,以此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無疑具有切實的可行性。四川文學近年來勢頭良好,創作實績喜人,湧現了阿來、羅偉章、蔣藍等著名作家。「文學川軍」在紮根四川、走出四川的道路上蓬勃發展。四川作為中國西南地區的重鎮之一,有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大巴山地理環境一定程度上決定其封閉性,但大巴山地區自古便有重要的交通和軍事意義。到了現代,這裏還是重要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大巴山地區的米倉古道,亦是銜接秦巴地區的關鍵之路。這裏水路眾多,氣候適宜,天高地闊,滋養著粗狂又細膩的巴人。作為這片土地的兒子,張中信數十年如一日地狀描山川、傳達鄉情,可謂赤誠。開展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可以充實文學地理學批評實踐,並為文學地理學學科的建設以及理論方法的完善提供一定參考。

最後,從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上講,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張中信創作研究對於開掘大巴山文化、豐富四川文學構成是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的。在旅遊開發、政府建設、文化景觀塑造等方面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應用價值。

 

四、術語與方法

 

開展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需要厘定一些問題,劃定研究對象的範圍,確定研究概念、術語,並選好研究方法與角度。 

首先,就「地域文學」「地域書寫」中的「地域」這一概念而言,需要再進一步厘清其內涵與外延。在許多論著中,對於「地域」的限定和闡釋是相對模糊的,最明顯的是將「地域」與「區域」混為一談。文學地理學研究當然繞不開對於「地域」「區域」「地方」等概念的梳理。雖然「地域」「區域」都與「地方」有關,但差別在於「地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區域」則是依據人為的需要劃分的。曾大興指出,「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其地理邊界又比較模糊的文學,就是『地域文學』;反之,其內部的自然和文化特征並不一致,其地理邊界又很清晰的文學,就是『區域文學』」。(曾大興:《地域文學研究的成績與不足》,《世界文學評論》(高教版),2016年第1期,第4頁。)對於「地域文學」和「區域文學」的研究而言,周磊認為,差異則體現在「文學地域更多的是針對不同地域所進行的差異性研究,文學區域的研究則更加重視區域間的比較研究以及整體性研究」。( 周磊:《文學地理學關鍵詞:地域與區域》,《當代文壇》,2018年第5期,第59頁。)由此可見,本書所論及的「地域」是指自然形成的、邊界模糊的、有大體一致的自然和文化特征的泛指化「地方」。具體而言,是指以通江、巴中等地為核心,自然與文化特征大體一致的地方文學。

劉婧 周毅《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 寧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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