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清代女性生活空間不斷擴大，其詩歌創作增添了新的內容，尤以行旅詩最為突出。女性行旅多是隨宦，旅途的艱難，奇僻的感受，流亡的傷懷，使清代女性行旅詩打上了時代的印痕。清代女詩人還借助題畫、遊仙和夢境等神遊的方式去釋放精神，這也成為行旅詩的重要補充。

一 生活空間和創作空間

若是按照傳統的觀念和公開的閨訓，中國古代女性的生活空間很受限制。但是，實際生活和理論教條之間，往往有著一定的距離。這一距離當然不是從明清才開始出現的。至少在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間就有逐漸開闊的趨勢。鐵愛花在《隨親宦遊：一種宋代女性行旅活動的制度與實踐考察》一文中，探討了宋代對於女性隨親宦遊在制度上發生的變化，同時指出，「從生活實踐層面來看，在宋代，女性隨親宦遊的行旅活動十分常見」，主要類別則有隨父親、隨夫、隨子三種。[1]高彥頤在其著作《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認為，明清之際的江南閨閣女子雖然在名義上遵從著「三從四德」等觀念，但她們對自己的生活空間有所經營，並沒有完全被幽禁於家庭之中，而是有著陪同父親、丈夫甚至是兒子赴任或出遊的機會，因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進入和男性共同的社交圈，從而進入公眾領域①。事實上，從宋到清，這一趨勢一直在延續。明清女性生活空間的擴大，使得她們能夠開闊胸襟，增長見聞，也構成了獨特的文化現象②。相應的，在她們相關的文學書寫中，風土景物、民情物態、歷史暢想、故鄉情懷、親情友情等，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從而構成一個較之以往更為鮮活的文學世界。

生活空間與創作空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明清時期，人們常常探討女子的詩歌創作怎樣才能做出成就。如果說，顧若璞曾通過其孫媳錢鳳綸的經歷有這樣的總結，「性固不可不強，學亦不可少」[2](P741)，表現出天分之不可全恃，嚴辰則更具體地從三個方面指出，閨秀若想「生以詩名，沒以詩傳」，必須是「天授詩學」「人結詩緣」「地歷詩境」[3](P786-787)，也就是說，既要有天分，又要有機遇，同時還要開闊境界，而這個開闊境界，即所謂「地歷」，也就是劉勰所提出的「江山之助」③[4](P322)。這一點，在清代不斷被批評家所強調。 

潘汝炯談女兒潘素心的創作時曾這樣說：「論詩者以為，所經城郭、江山、風俗，皆有益於其詩。」[5](P2582)那些討論潘素心詩歌的人提出有三個要素(即「城郭、江山、風俗」)提升了其創作成就，而這都是和潘素心自幼即隨潘汝炯宦遊分不開的。對於這一層意思，冒俊在《重刊自然好學齋詩鈔後序》中說：「論詩於閨閣中，才綦難矣。無良師益友之取資，無名山大川之涉歷，見聞所限，才氣易孱……」[6](P889)駱綺蘭《聽秋軒閨中同人集詩序》也說：「女子之詩，其工也難於男子；閨秀之名，其傳也亦難於才士。何也?身在深閨，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以瀹其性靈，又無山川登覽以發其才藻。」[7](P695)這兩位批評家，一個是男性，一個是女性，卻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們都提出了「見聞」對女性創作的重要性，而這個「見聞」，既包括師友之間的講論，也包括山川的陶冶。所以，袁克家為其姊袁鏡蓉《月蕖軒詩草》作序，談到姊姊的創作成就，就有這樣的總結：「歸會稽吳梅梁少司空，隨任宦遊，一至楚，再至蜀。道經數萬裏，奔走二十年。凡名山大川，以及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人情喜怒哀樂之變態，無不蘊於中而發於詩。」[8](P904)

①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頁。另參看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3期，第21-50頁。

②參看趙崔莉《被遮蔽的現代性：明清女性的社會生活與情感體驗》，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年版。

③《文心雕龍·物色》：「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對這一段，學界有不同解釋，這裏取其主要看法，即認為大自然的山水風景對文學創作所起到的作用。

④均見曾詩自註。曾懿《古歡室詩集》，李雷主編《清代閨閣詩集萃編》第9冊，第5279頁。

其餘註释從略。

（作者簡介：張宏生(1957- )，男，江蘇徐州人，文學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教授，人文所所長。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史和詞學 [香港 999077]。2022 年 01 期《中國韻文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