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的大數據看起來蓬勃向上、日新月異，但國際教育在中國的發展潛藏著深刻的危機和不確定性。留學市場化解決了資訊透明、選擇多樣、服務多元的問題，為行業和個人的理性發展提供了可能，但同時也增加了選擇焦慮所帶來的成本。作為一個英國大學的校方代表、國際教育的從業人員，我想從數據和數據之外的觀察入手，剖析這個市場面臨的深層次矛盾。

中國出國留學的拐點到來了嗎？

中國出國留學市場的發展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作為服務業的高端消費產品，境外教育曾經只有政府、企事業單位的“公派”才能支撐得起。而近10年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自費出國留學的比重已經超過了90%，留學市場化已成定局。

多年連續增長的前提下，最近10年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使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留學最重要的市場。2015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首次突破50萬人，2016年達到54.45萬人，比2012年增長了36.26%。

不過，在增長數據的背後，能夠清晰地看出結構性的不協調。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2017年跨年演講活動中透露，中國中產的數量已經超過2.3億，占到全國人口的17.7%。

另外教育部官網統計，從1978年到2016年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458.66萬人。如果2017年的出國留學人數也能超過50萬的話，累計數量將超過500萬人，但即使把這個總數與中產人數比較，占比也不過2.17%，應該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按說中國人有錢了，視野開闊了，出國留學前景看好，增長曲線應該是一直向上的，為什麽會談到拐點呢？

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與2015年相比，僅增加了3.97%，增幅明顯放緩。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中外合作辦學與國外大學在搶生源嗎？

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報》教育版顯著位置刊出了題為《中外合作辦學如何提質增效》的文章，其中提到“如今，中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有2572個，在校生規模近60萬人。”

比較一下中外合作辦學的生源規模與中國出國留學人數不難發現，兩者的差別並不大。從業界人士的觀察也可以印證，即使是市場化程度極高的留學中介，也已經把營銷的重點從“散戶”轉向國內大學（特別是有中外合作項目的國內高校）的“團體客戶”。

中外合作辦學的生源與出國留學人員的重合度在提高，盡管相當一部分學生也會通過項目出國留學，但從政策到實踐，中國大學與國外大學在生源上的競爭有加劇的可能。

在政策上，教育部批復的合作辦學項目傾向於全部在國內授課（海外師資按比例介入）的4+0形式，出國留學不再像過去2+2、3+1項目時期的“必選項”，也就是說，4+0的學生完全可以不選擇出國留學。

在實踐中，對國內高校而言，中外合作辦學不僅可以完成教育廳、教育部下達的國際化指標，還可以高收費、創收。學生選擇在國內學習的時間越長，國內大學的收益也相對更大。

難以維系的4+0或成為“打假”對象

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院校，都不甘心單向輸出學生，造成教育“逆差”。教育部主導的4+0形式明顯在向外方施加壓力，加快引進更多優質教育資源（師資、教學大綱、教材、教法等），以滿足國家整體的人才戰略。

中國教育主管部門的頂層設計用心良苦，但在競合的國際關係里，還是有些“一廂情願”。

《人民日報》敏銳地抓住了國外師資“缺斤短兩”的嚴重問題。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國外大學在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應該投入三分之一的師資、三分之一的教學時間和三分之一的教案，這3個“三分之一”在實際合作過程中很難實現。即使實現了，也是強度過大的集中授課，有點像國際版的“填鴨式”教學。

這種現狀的根源其實是中外核心資源的爭奪與摩擦。師資是大學的核心競爭力，相對而言國外師資的成本要普遍高於國內，國外大學轉移師資到國內，還要顧及到本校授課的正常進行，成本比預想還要高。

同時，國外大學的教案有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在與中方談判時，往往會將其中無形資產的價值也計算在內。

師資成本抵銷了中外合作辦學收入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對於國外院校而言，4+0的合作形式更像是單方面的師資輸出，說得更直白些，就是中方出錢買國外老師，這樣的合作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理性焦慮與功利留學趨勢

客觀上講，中外合作辦學產生的問題會增強“原汁原味”出國留學的訴求，但市場的反應比預想還要“焦慮”，中國家長和學生對出國留學的“投入產出”開始做更為精細的計算。

理性留學的觀念是中國出國留學市場發展的新高度，“錢多人傻”的“掃貨”式留學正在退潮。不過，理性也同時帶來了新的焦慮，即對留學有效性的質疑。也就是說，花這筆錢、耗費這麽大精力所取得的“洋文憑”到底值不值？

留學的短期效應並不明顯，海歸在回國初期的就業壓力、薪酬壓力與沒有留學經歷的國人相比差別不大。

蔓藤教育集團發布的《2017年中國留學生美國就業白皮書》顯示，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幣以下的美國海歸高達82%，而10，000元至30，000元之間的只有15%。

另據Lockin China《2017中國海外人才就業分析報告》披露，體制外的企業（外企、合資企業、民營企業）更傾向於招聘海歸，其中民企占到46.8%，而國企僅占12.4%。

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力量，在就業市場，民企的吸納能力很強。但同時，當前形勢下，海歸對民企的作用並不突出，與國內大學畢業生相比優勢並不明顯。

一方面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還比較低，海歸在其中的作用更多還停留在語言溝通方面；另一方面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工作、實習經歷嚴重匱乏，很難承擔國際化業務的重任。

蔓藤教育《白皮書》中強調，美國海歸的“裸歸”（只有海外學位、沒有國際實習和工作經驗的中國“海歸”）率高達74%。

這樣一來，留學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國外學位，中國學生的“長進”似乎並不大。既然“投入產出比”低，留學的問題是否應該再仔細掂量掂量？

與此同時，按照吳曉波的觀點，中國經濟的“巨國效應”越來越突顯。中國GDP已經達到1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內需空間廣大，相比經濟蕭條的西方國家，中國市場的吸引力無疑是最大的。

“在國內上大學、畢業後在國內就業”的傳統模式再次表現出“經濟實惠”的優勢。功利留學的思維模式正悄悄地左右著中國出國留學市場。

不過如果真要仔細算賬的話，倒應該把教育和就業放在全球維度中去審視。

人們對一個基本事實仍然表示肯定：盡管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與美、英、澳、加等西方國家相比，總體落後，至少中國目前還沒有發展成日本那樣擁有國際高等教育水準的發達國家。

從這點出發，國際教育仍然是中國學生的首選，特別對於經濟實力雄厚、視野開闊的中國中產而言，教育的國際延伸是個人發展的重要步驟，也是實現教育選擇自由、打破“獨木橋”的模式。同時，中國經濟所帶動的就業機會可以作為留學後的職業發展平臺。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出國留學市場的短期波動、甚至放緩，不會影響中國中產的整體訴求，拐點也不會很快出現。

作者簡介：趙剛（Andrew）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BA，國際教育知名專家；十幾年來一直從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傳播工作，著有《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歐洲情調之旅》等；資深自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