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和這種焦慮不無關系，《西遊記》的傳播進入清代發生了一個重大曲折。這就是清初順康之間汪象旭、黃周星等人箋評《古本西遊證道書》的刊刻行世。他們聲稱該本是以獨家發現的大略堂“古本”秘籍為基礎，對“俗本”的缺憾加以補改而後推出的；今通行本所有、諸種晚明全本所無的“陳光蕊赴任逢災”情節，即從該本而來。更重要的是，他們首次提出了《西遊記》的作者乃是元代丘處機，證據就是刊在全書卷首的元中期著名文學家虞集的一篇《西遊記序》。其中略云：

余浮湛史館，鹿鹿丹鉛。一日，有衡嶽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劄來謁，余與流連浹月，道人將歸，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國初丘長春所纂《西遊記》也，敢乞公一序以傳。”余受而讀之，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法師取經事跡。……雖其書離奇浩瀚數十萬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蓋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則為妄心，妄心一起，則能作魔，如心猿之稱王稱聖而鬧天宮是也。此心收，則為真心，真心一見，則能滅魔，如心猿之降妖縛怪而證佛果是也。……按真君在太祖時，曾遣侍臣劉仲祿萬里訪迎，以野服承聖問，促膝論道，一時大被寵眷，……其所著詩詞甚富，無一非見道之言。然未有如是書之鴻肆而靈幻者，宜紫瓊道人之寶為枕秘也。乃俗儒不察，或等之《齊諧》稗乘之流，井蛙夏蟲，何足深論……[1]64

長春真人丘處機，元代全真派道教領袖，也是元明清道教史上無出其右的人物。放在當時的話語環境中，如果能確證丘處機就是《西遊記》的作者，或許能進一步提高這部小說的品位，使它從四大奇書中再躍升一個層次。但是，撇開這篇序言和汪象旭自己文字的諸多粘連、仿佛[7]不論，虞集在當時威望尊顯，“著作為有元一代冠冕”（《四庫提要•道園學古錄》），傳世文集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道園類稿》五十卷、《道園遺稿》六卷等，搜羅相當全面，此序卻不見載其中，顯見所謂虞集《西遊記序》當出偽托。此其一。

其二，干嘉學派的考據大師錢大昕有一篇《跋長春真人西遊記》短文，說得很明確：“《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傳，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余始於《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丘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1]171丘處機確有一部《西遊記》，但那是丘處機口述西行拜見成吉思汗途中所睹，弟子李志常所錄，見收於《道藏》，而在傳統目錄分類中實屬史部地理類遊記目的一篇文字，至今仍安然無恙地廁身在《道藏》第1056冊之中[8]1131，它和小說《西遊記》根本是兩回事；最早把小說《西遊記》和遊記文《西遊記》混為一談的，是明清之際大名鼎鼎的浙江“三毛”之一的蕭山毛奇齡。根據錢大昕的文字推斷，杭州人汪象旭[9]認定小說《西遊記》的作者是丘處機，應該是受到了毛氏的影響。

汪象旭等人為長篇小說《西遊記》尋找原作者的最初動機或許不無良善，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是，他從找錯了原作者的山頭出發，進一步把整個有清一代的《西遊記》傳播和闡釋史，引向了在道教附庸的泥潭里打圈子，為道教的一些玄虛而陳腐的觀念反復背書、迄無底止的境地。這當然又是由他的高看“見道之言”而卑視“《齊諧》稗乘之流”，沒把小說藝術的獨特審美價值放在眼里的陳腐觀念使然。無論如何，汪氏將書名加上“證道書”的節謚，在箋評中又廣列《參同》、《悟真》等道教典籍，憑借其文學情節本身完整的優點，成為《西遊記》傳播和闡釋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從此以後，幾乎所有的刊本名稱都被打上了道教文化的胎記，明代出現的諸家雜說、隨興發揮局面基本上為金丹大道的形象圖解所代替。簡單地列舉一下此後的刊本之名和有關序跋的關鍵文字，對此就可一目了然：

康熙中期文盛堂刊本題《西遊真詮》，悟一子評點，尤侗序：“長春微意，引而不發。今有悟一子陳君，起而詮解之，於是鉤《參同》之機，抉《悟真》之奧……”
干隆初九如堂刊本題《增評西遊證道奇書》，野云主人序；“忽得西陵汪淡漪子評本，題之曰《證道奇書》，多列《參同》、《悟真》等書，以為之證，及嘆古人亦有先得我心者，第其評語，與余意未盡合，因重梓乃為增讀法數十則……今長春子獨以修真之秘，衍為《齊諧》稗乘之文……”

干嘉間劉一明自評自刊本題《西遊原旨》，梁聯第序，“棲云山悟元道人（劉氏道號）……出其《修真辨難》、《陰符》、《參同》諸經注解，蓋以大泄先天之秘，顯示還丹之方。最後出其《西遊原旨》一書，其序其注，其詩其結，使丘真君微言妙義，昭若日星，沛如江海，乃知《西遊》一記，即《陰符》也，即《參同》也……”

道光間德馨堂刊本題《西遊正旨》，張逢源托名無名子評點，何廷椿序：“先師張逢源……以道經龐雜，學者罔識所歸，故為手輯《道學薪傳》四卷，並梓於世，……且示之曰：從古言道之書……惟元代丘祖所著《西遊》，托幻相以闡精微……乃就其書手為批注……”[1]318,341-342,351,336當然還有許多其它類似版本和評點。這中間的原因耐人尋味。袁世碩先生對此曾指出：“有清一代道家壟斷了《西遊記》的評說。

《西遊證道書》首發其端，《西遊真詮》大張其說，後出之評本均依從之，都是將《西遊記》附會為隱喻道家的修煉之道的書，其目的就是借這部為人愛讀的通俗小說，傳布其教，招徠信徒，挽救道教日益衰落的歷史命運。”[10]總之，汪象旭把《西遊記》小說著作權歸於丘處機的結果，是開啟了一個長達兩三百年的把《西遊記》視為金丹道學附庸的闡釋運動，這在根本上消解了《西遊記》作為傑出的長篇小說的審美品格，解構了作為文學巨著的《西遊記》的存在。——這中間當然不是沒有特例，但比較起來，把《西遊記》仍然當作小說來看的特例畢竟太少了，在持續不斷的道學讜論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計。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上，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的魯迅、胡適關注起《西遊記》，在緊張的學術活動中抽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探究起它的著作權問題，做出了自己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