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邏隊來帶我走時，是1945年1月15日淩晨三點鐘。寒氣漸重，氣溫零下15度。我們上了帶遮蓬的卡車，穿過空曠的街市，直奔展覽廳。它原是薩克森人舉行各種盛大慶典活動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報到處。廳內已經擠了三百來號人。地上鋪著床墊和草褥。整夜都不斷有車開抵，卸下集中來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時分已經有五百來號人了。那天夜裏，想要清點人數是徒勞的，沒有人能統觀全局。大廳內整夜燈火通明。大家都四處閑逛找熟人。有人說火車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車廂內用剛伐下來的木頭釘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給火車安裝小圓鐵爐，還有一些負責在地板上鋸出蹲廁坑。人們輕聲地聊了很多，聊的時候雙目圓睜；人們也輕聲地哭了很多，哭的時候雙目緊閉。空氣中混雜著舊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懼、肥膩的煎肉、香草餅幹和白酒的味道。有個女人把頭巾摘了下來。她肯定是鄉下人，把辮子在後腦勺繞了兩圈，並用一把半圓形的羊角梳將它盤在頭中央。梳齒的那頭已沒入發間，圓拱形的那邊只露出兩只角，像豎著的小耳朵。這耳朵和厚厚的發辮，使她的後腦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著的貓。我坐在站著的人群和行李堆間，像個觀眾。

我打了個小盹，夢見我與母親站在墓地裏一座新墳前。墳上長出一株植物，快齊我的腰高了，葉子上滿是毛，莖上有一個帶皮扣手的果莢，像只小箱子。它開了手指寬的一道縫，襯裏是火狐紅的絲絨。我們不知是誰死了。母親說：把粉筆從大衣口袋拿出來吧。我說：我沒有呀。我手伸到口袋裏，發現有一截裁縫用的粉筆。母親說：我們得在箱子上寫個簡短的名字。就寫露特吧。我們的熟人裏沒人叫這個。我把露特寫了上去。

在夢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願告訴母親。我從夢中一下驚醒過來，因為有個上年紀的男人，帶了把雨傘，在我身旁的草墊上坐了下來，並湊近我的耳朵說：我連襟還想趕過來，但這大廳四周已經被看得嚴嚴實實了。他們不讓他進來。我們可還是在城裏呢，可他卻過不來，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只銀紐扣上，都有一只鳥兒振翅欲飛，野鴨什麽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為我欠身靠近時，發現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來是個船錨。雨傘就像是散步時用的拐杖一樣，立在我和他之間。我問：您把這個也帶上了？他說：那兒下雪可比這兒還要多。

沒有人告訴我們，必須什麽時候、怎樣從大廳去火車站。我其實想說的不是“必須”，而是“允許”。我一心只想離開這兒，哪怕是帶著留聲機箱子，脖子貼著絲絨滾邊，坐著牲口車廂去俄國人那裏。我不記得是怎麽到的火車站。牲口車廂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車的過程，因為我們在牲口車廂度過了那麽多個日日夜夜，好像我們本來就一直待在裏面似的。我記不得我們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時間越長，離家就越遠。只要還在車上，我們就不會有事的。只要還在車上，就一切平安。

男人、女人，年輕的、年老的，都帶著行李，靠著床頭。說話、沈默、吃飯、睡覺。白酒瓶被傳來傳去。當坐車成為一種習慣之後，有些地方開始出現一些親昵的行為。大家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我對坐在身邊的特魯迪·佩利坎說：我覺得這就像是去喀爾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學，半個班的學生都在布勒亞小屋〔喀爾巴阡山南部羅馬尼亞境內海拔〕被雪崩埋了。我們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她說，我們根本就沒帶滑雪的裝備。你可以騎上留聲機行李箱，騎啊，騎啊，穿過白晝、黑夜、白晝，你不是對裏爾克很熟嗎。特魯迪·佩利坎穿著一件懸鐘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長得都快到手肘了。每邊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條狗，她不時地將雙手交叉著伸入袖籠，兩個半條狗便合二為一。當時我還未見過荒原，不然會想到土狗的。特魯迪·佩利坎身上有股溫熱的桃子味，甚至嘴裏都有，在牲口車廂待了三四天後還有。她穿著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電車裏，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訴我說，她在鄰家花園工具棚後面的地洞裏藏了四天，然後卻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與地洞間的每一步都變得清晰可見。她母親再也沒法悄悄給她送吃的了，整個花園裏都可以2034米的布勒亞湖中一個小半島上的旅社，時至今日都負有盛名。看到腳印。是雪出賣了她，她必須自願地離開藏身之所，被雪強迫的自願。她說，我永遠不會原諒雪。新下的雪是無法仿制的。人們

無法在雪上做手腳，讓它看上去就像沒人碰過一樣。她說，泥土是可以做手腳的，要是花點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會做手腳，它吞噬一切，之後又馬上閉合。空氣更是早已被做過手腳，因為人們根本看不見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會替我保密的，特魯迪·佩利坎說。厚厚的積雪要負主要責任。雖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處何方，像在家一樣熟門熟路，落在我們城裏，可卻立刻成了俄國人的幫兇。因為雪出賣了我，我才在這兒的，特魯迪·佩利坎說。

火車開了十二天，也許是十四天，不知多久沒有停。然後又停下來，不知多久沒有開。我們不知道到了哪兒，除了上鋪的人，透過上懸窗的縫隙，可以看到站牌，上面寫著：布澤烏〔羅馬尼亞城市〕。小圓鐵爐在車廂正中發出空鳴聲。白酒瓶被傳來傳去。大家都有了些許醉意，有的是因為喝了酒，有的是因為心裏沒有底，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被俄國人拉去了，這究竟意味著什麽，每個人雖然腦子裏都想過，卻並未影響到心情。現在還在路上呢，只有到了目的地，他們才能槍斃我們。他們沒有像家鄉的納粹宣傳的那樣，一開始就槍斃我們。這幾乎讓我們的心情稱得上是無憂無慮了。在牲口車廂裏，男人們學會了有事沒事喝上幾口，女人們則學會了有事沒事唱上幾句：

林中月桂吐艷

戰壕白雪皚皚

一封短短信箋

字字傷我心懷

總是哼著這同一首歌，直到人們再也沒法分得清，究竟是人在唱，還是空氣在唱。這首歌在人的腦海裏回蕩，配合著火車行駛的節奏。它是牲口車廂的布魯斯，是由天命啟動的時間之伴奏曲。它成了我生命中最長的一首歌，女人們整整唱了五年，把它也變得跟我們一樣，害了思鄉病。車廂門從外面用鉛封了起來，推拉門是帶滑輪的，總共打開過四次。我們還在羅馬尼亞境內時，有兩次分別有半只褪了毛的山羊被扔了進來。那羊已經凍得結結實實，砸在地上哐啷作響。第一次時，我們把山羊大卸幾塊，當成柴火給燒了。它又幹又癟，也就沒什麽異味，很好燒。第二次時，大家都盛傳這是PASTRAMA，即用來吃的風肉。不過我們還是笑著把這半只羊也當柴火燒了。它跟第一只一樣凍得發紫，瘦骨嶙峋。我們都笑得太早，過於自負，沒有收下這兩只羅馬尼亞的、善意的山羊。

對環境的熟悉感與日俱增。在狹小的空間內，人們做著些瑣碎的事：坐下、起身、翻箱子，把東西清出來、放進去，到兩條豎起來的毯子後上廁所。每一件小事都會帶出另一件來。在牲口車廂內，個性化的東西都萎縮了。人更是因為與他人在一起、而非獨處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顧忌毫無必要，大家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互相照應。也許是今天講起來，我才會談及自己，也許連自己也談不上。也許牲口車廂內的狹窄已讓我沒了脾氣，因為反正我想離開家，箱子裏又還有足夠吃的。我們沒有料到，不久之後，瘋狂的饑餓將如何席卷我們。在接下來的五年裏，饑餓天使造訪我們的時候，我們有多少次就像那凍得發紫的山羊一樣，並對它們充滿了緬懷之情。

羅馬尼亞已在我們身後，俄羅斯的夜晚來臨了。在一次數小時的停車時，我們感受到了強烈的沖撞。車廂的輪軸換上了新輪子，是給更寬些的俄國鐵軌、給荒原的廣闊準備的。皚皚白雪讓外面的夜晚亮了起來。這天夜裏，在空曠的野外，我們第三次停車。俄國衛兵高叫著UBORNAJA。所有車廂的門都打開了。我們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雪地深處，雪深及膝。雖然不懂俄語，我們都明白了UBORNAJA是集體大小便的意思。高高的天際上，是一輪圓月。我們呼出的氣息在臉前飄過，晶瑩剔透，一如腳下的白雪。四周是上了膛的沖鋒槍。現在要做的是：脫褲子。

那份難堪，那份從整個世界襲來的恥辱感。還好只有這片雪地和我們在一起，沒有人看到，我們是怎樣被迫緊挨著，做同樣的事情。我並不想上廁所，但還是脫了褲子蹲著。這夜晚的國度是何其的卑鄙與沈默，看著我們如廁出醜；看著在我左邊，特魯迪·佩利坎是如何提起她的懸鐘式大衣，把它夾在腋下，褪下褲子，鞋間響起嘶嘶的撒尿聲；看著在我身後的律師保羅·加斯特，在用力憋時是如何地呻吟，而他的妻子海德倫·加斯特在腹瀉時腸胃如何咕咕亂叫；四周升騰起的熱蒸氣如何立刻在空氣中被凍得發亮；這雪地是如何給我們下了一味猛藥，讓我們和光著的屁股、下半身發出的聲音一起，感受到孤獨；我們的五臟六腑在這種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也許這一夜突然長大的並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懼。也許一致性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實現。因為所有的人在如廁時，都無一例外地面朝路堤、背對明月，不敢讓敞開的車門離開自己的視線。這扇門已讓我們心生眷戀，如同眷戀家中的一扇房門。我們無比恐懼，怕我們還沒上車它就關上了，怕火車會丟下我們開走。我們中有人沖著無邊的夜色喊道：怕什麽，來什麽吧，拉屎的薩克森人，大家擠在一齊拉呀。江河日下呀，下的可不只是尿呀。你們都喜歡活著，對不對？他幹笑著，聲音像金屬一樣刺耳。大家都推搡著，想離他遠一些。他有了足夠大的地方，便像演員一樣向我們鞠躬，並用高亢的聲音莊重地重復道：你們都喜歡活著，對不對？

他的聲音引起了共鳴。有幾個人哭了起來。空氣如玻璃般透明，他的神情像是沈浸在某種幻想中。外套上的唾液也像上了釉似的發亮。這時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徽章，他就是那個紐扣上有信天翁圖案的男人。他獨自一人站在那裏，抽泣的聲音像個孩子。留下來陪著他的只有汙濁不堪的積雪，他的身後是一片冰封的世界。天際一輪明月，宛如X光照片。

火車鳴起一聲沈悶的汽笛，是我聽過的最低沈的“嗚……”聲。大家朝車門蜂擁而去，上車後繼續前行。

即使沒有胸前的徽章，我也能認出那個男人。在勞動營我一次也沒有見過他。

赫塔·米勒（德語：Herta Müller，1953年8月17日－）生於羅馬尼亞，德國小說家、詩人、散文家，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她以寫作德裔羅馬尼亞人在蘇俄時的遭遇著稱，從記憶、夢與內心出發。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稱其「以詩的凝鍊，散文的率直，描繪流離失所者的處境」